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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4日,周末,我照例去看望病重卧床的罗老师。协和医院病房中,我鼓励他说:“罗老师,这次看您病情稳定多了,一定会好起来的”。罗老师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那天下午还是和我进行了很好的交流。罗老师一直握着我的手,我时不时用手帮罗老师梳梳头。罗老师专注地听着我说话,还时常嘴角露出微笑。告别时,罗老师微微举起右手以示送别。这一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万万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和罗老师的最后永别!

     2月11日深夜,我在美国收到罗老师秘书胡志勇先生的短信:“罗老师情况不好”。我马上与胡志勇先生通了电话,得知罗老师病情突然恶化,已报病危。我心里一直在默念,祈祷罗老师能挺过这一关。2月12日上午10点21分,我突然收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行政法教授马瑞新的短信:“I am so sorry for your loss. He was a great man”。急忙泪眼模糊地上网查看消息,才知道我最敬爱的恩师罗豪才先生已经逝世。

    当晚我彻夜未眠。二十多年的恩情啊!罗老师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依旧能感受到他慈爱的气息。

      2018年的春节是灰暗的,我在回忆恩情和缅怀恩师中度过。

                

纳入师门

     1994年,一个初春的晚上,北大东门的中关园教师宿舍中,我第一次见到罗老师。那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生毕业,报考了北大博士研究生。通过当时《中国法学》主编郭道晖先生的介绍,我作为一个考生去拜见导师。中关园的宿舍很小,罗老师拿着一叠我寄给他的文章从里屋出来,笑容可掬。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当时说的每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你在《中国法学》上发的文章《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我看了,写得不错,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引注,不太符合学术规范哦,以后要加强学术训练。你的行政法考得很好,但宪法才考了60分,总分第二。我今年刚开始带博士生,只有一个名额给脱产学生,我看你就先挂到肖蔚云老师(北大教授、著名宪法学家)名下吧。”我当时还愣愣地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行政法”。那天会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罗老师谈话,很紧张但很愉快。当时我就能感觉出来,他很关心我这个来自浙江小县城学子的学术兴趣。果不其然,入学北大后没到一个月。系里通知我从肖老师名下转到罗老师名下。在罗老师的帮助下,我和湛中乐、吴志宏先生一起成为罗老师带的第一批行政法博士生,在自己喜爱的专业领域学习、研究。

                 

全心施教

     罗老师的教学是开放式的,不拘一格,不限地点。从北大副校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到最高法院副院长,随着职务的升迁,罗老师越来越忙,但他总能抽出时间给我们上课。上课地点有的时候在教室,有的时候在会议室,有的时候在办公室,有的时候在家中。为了让学生开拓视野,接触更多的学者,罗老师还成立博士生导师组,请来孙琬钟、应松年、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老师一起参与教学和讨论。这些老师各有专长,这使我们有机会学习到更多的理论精华。

     1996年冬天的一个中午,罗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你做点准备,有一个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当时很惊愕,罗老师从来没有说起这件事啊。记得当时罗老师笑着说,“我争取过来的”。我知道一名在读博士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是何等的不容易!当时,罗老师还愉快地回忆了他8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经历。他说,“除了在图书馆看书外,要出去多和教授、学生、法官、律师交流。”现在想来,罗老师为了培养学生,除了言传身教之外,还请来其他老师共同培养,甚至连出国深造都亲自争取、亲自安排,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追求创新

    罗老师对学术创新有着一种极致的追求。平衡理论,是这二十多年来罗老师和我讨论最主要的话题。不单是读博士期间,包括我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甚至我在地方党委政府挂职期间,我们也都会讨论到平衡理论。他经常告诫我说,“学术研究最主要的价值是创新,没有创新的文章和书我们不写”。

    罗老师创建的平衡论、软法理论、中国司法审查理论到中国人权理论,处处体现了罗老师对法学理论创新的孜孜追求。整个法学界,也在罗老师影响下参与理论创新,各种创新观点互相碰撞、交流、吸收,创造了中国法学领域最活跃、最繁荣的学术讨论话题——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法领域的软法之治。我国最主要的公法学者和部分私法学者都参与了现代基础理论和软法问题的研究,推动了行政法乃至法学的极大发展。为法学理论更好地服务于立法、行政管理、司法实践,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良师益友    

    罗老师是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名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所有认识罗老师或者与罗老师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印象,他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长者、智者。罗老师把我招到门下,推荐我进入最高法院工作。遇到研究或者工作上的重大的困难和问题,我都会去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总会耐心的倾听并给予朋友般的建议。正是在他悉心指导下,我以平衡理论为指导,完成了一些诉讼程序、司法审查、证据规则、WTO、司法政策领域的研究成果。尽管,他更希望我更多地研究基础理论,但他并不直接反对我研究一些相对具体的问题。有一次,他在看完我写的《司法的平衡精神》一文后委婉地说,“你看,研究具体问题还是要有理论基础嘛”。他还谦虚地说,“你把我和卡多佐相提并论,是抬高我了。”

   去年,罗老师坐在轮椅上,我跟他汇报,工作上可能有变动,去主持最高法院国际合作局的工作。罗老师还跟我讲了很多他做分管外事副校长时的经历,讲了很多如何打开北大对外交流局面的有趣故事。


大功大德

    1997年冬季的一天,我在北京密云法院实习锻炼,接到最高法院政治部打来的电话,要求我暂停锻炼,立即回机关工作。后来我才知道,罗老师作为审判长在审理一个重大的行政案件,调我回去做一些辅助工作。通过这个案件,我才真正体会在中国行政审判法官要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有多难,有时要顶住天大的压力才行。在之后二十多年间,我和罗老师经常聊起这个案件。罗老师每次都会强调,“做法官,只有心底无私,有公心,才能无所畏惧,才能公正司法”。

   有立德方可立功,有功德方可立言。罗老师从青年开始,就在新加坡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追求进步和光明。罗老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成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创建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和软法理论。罗老师同时是一名重要的立法参与者,参与或指导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重要司法解释等立法,推动中国公法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罗老师更是一名重要的法律实践者,一名大法官,主持公平正义,引导行政诉讼制度跨域式发展。罗老师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党派领导人,领导致公党参政议政,积极发挥民主党派作用。

   罗老师的一生充满传奇,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奋斗一生,树立的大功大德,必将恩泽无数后人学子!

       我决定提前回国,为我的恩师送别。

     2018年2月22日凌晨,美国南部的诺曼小镇异常寒冷,风雪寒冽。冻雨和风雪导致飞机无法按时起飞,当我飞到达拉斯的时候,回中国的国际航班已经飞走了。我决定飞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转机到北京。2018年2月24日上午,我赶去八宝山,和罗老师的家属一起送恩师上山,含泪向恩师深深地鞠躬,向恩师做最后的告别。

      我的恩师罗豪才先生安息!我的恩师罗豪才先生千古!

                                                                              转自公众号软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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