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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豪才老师与世长辞,获得了党和国家极高的告别仪式礼遇,也获得了法学界同仁普遍哀悼,尤其是获得了中青年法学才俊的广泛追思,真可谓“生荣死哀”!美德弘才,学界衔哀;英灵仙逝,学人扼腕。罗豪才先生的为人、为政、为学确实值得吾辈学习! 

    先生领航,开启山林。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习和研究宪法学时就拜读过罗豪才先生与吴撷英教授合著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对罗豪才先生这位宪法学先进久怀敬仰,但起初没有机会接触到他。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8月在江苏常州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期间,当年6月我刚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黄埔一期”学习归来,很快有幸参加这次筹划中国行政法学恢复和发展大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罗老师正是与会者中一位刚从宪法学“切入”行政法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和代表性人物,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谦和、平易近人,开会当天清晨我与他在会议住所的走廊上巧遇,他告诉我:他对江苏比较熟悉,他的中学就是在无锡念的,这就一下子拉近了和我这个苏州人的距离。我告诉他,我原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也从事宪法学研究,刚刚调入故乡苏州踏入行政法学教学与研究,今后学问上一定要多向您求教。他忙摆摆手,说今后可以一起切磋。言辞中间他对行政法学研究发展显然充满信心。确实在这次盛会之后,我们行政法学研究会就在张尚鷟、王名扬、龚祥瑞、罗豪才、应松年、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等诸位前辈和先进的带领下风风火火开展行政法学教学与研究,使行政法学从“被遗忘的学科”逐渐形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显学”,从全国不过几十人的小小队伍发展成为今天一支生气蓬勃、颇具规模的法学生力军!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不为之过,抚今忆昔,我们不能忘怀那些筚路蓝缕、以启后者的先行者们,其中,罗老师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草创时期的领军人物和中国特色行政法学理论的奠基人物! 

    先生尚学,矢志创新。罗老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行政法学舞台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在行政法立法小组的积极活动,他主编《行政法学》教材以及鼓吹和推动“中国特色司法审查制度”——《行政诉讼法》的诞生和宣传,以及随后他首创的打上鲜明个人印记、并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平衡论”。他的求实创新、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是一贯的,包括他后来倡导的“软法”研究、协商民主研究、人权保障研究等等都体现了他的学术风格。罗老师虽然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他始终不忘学术、不忘思考、不忘教学与研究、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和本色。在为政和为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罗老师做得特别出色,特别见成效,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做好的,而在罗老师那里却做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令人赞叹!而且我以为,为人仁厚是为政稳健和为学严谨的底色和基础,也是贯穿罗老师政治生涯、学术生涯、教育生涯的一条红线! 

    先生宽厚,博雅无涯。罗老师给我极深的性格特征是他的包容、信任和谦逊。他对自己的理论非常执着、毫不含糊、始终坚持,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善与人同,能虚怀若谷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平衡论”的执着是人所周知的,他行走天下,总喜欢带着他的学说、他的观点进行传播,但他在各种场合,都笑容满面地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包括挑战性的意见。我记得在一次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上,一位年轻学者很尖锐地提出包括“平衡论”在内的理论基础研究中的欠缺,似乎给他“出难题”,但罗老师十分谦虚地表示愿意回答问题并赞扬年轻人的理论勇气;另一位学者提出应该在“平衡论”中进一步增强“控权”思想这一积极因素,使“平衡论”成为“积极平衡论”,他也表示首肯。在“软法”理论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听说我在“软法”问题上准备提出一点商榷性、补充性意见时,特地亲自打电话来征求我的看法,并表示希望早日看到我写就的文稿。我记得,在我主持他亲临山东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那天,罗老师神情特别兴奋,他欣喜地看到“软法”研究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响应,同时他又谦虚地表示:“软法”涉及许多问题,需要各方面学者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我还记得不久前中国行为法学会在上海举行的分年会上,其中内容包括讨论“软法”问题,罗老师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出席,但他特别委托北京大学沈岿老师等专门到会听取对于完善“软法”理论以及运用“软法”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意见。可以说罗老师真是一位虚怀若谷、胸襟坦荡的前贤!

    先生盛德,天地浩然。罗老师的可贵品格在于信任人、尊重人、团结人,他敬重前辈、尊重同辈、奖掖后辈。我特别感谢他对我个人的信任和提携。有两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深。一次是在大约1992年举行的宜昌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上,那天罗老师刚从北京飞到宜昌,天色已晚,显得十分憔悴和疲惫,而第二天有关部门已给他安排了给全国各地高级法官作培训的行政法专题讲座。他担心自己心脏有点吃不消,跟我讲了这个情况,并希望我明天如果他讲课有困难,就请我代他做讲座。当时我就表示,您好好休息,如果身体确实吃不消,我会勉力临时替代他上课的。第二天早晨,他表示由于有我作替代准备,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因此昨晚上睡好了,讲课已没有问题。我当时就纳闷,罗老师为什么对我如此信任,首选我临急替代他上课。后来他告诉我,他读过我的一些文章和论著,认为我的“政府法治论”与他的“平衡论”有许多耦合之处,我们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有共同语言。这是对我学术成绩的高度肯定。另一次是1996年左右,我陪同苏州大学有关领导去向他汇报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建设情况。汇报完毕之余,他当着苏州大学校领导的面,恳切地向我提出,是否愿意参加他担任主席的致公党,希望我在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令我十分感动,我当时回答他,我现在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全国政协活动感觉很好,他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确实,在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十五年时间里,在全国政协活动的各种场合,经常能看到罗老师的忙碌的身影,但我们之间一有接触和交谈机会,他总是关心我的教学与研究情况,关心地方院校法学院的发展状况。最令人感念的是1998年国务院法学学科评审组第一次评审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点过程中,罗老师对于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的发展予以毫无私念的支持和帮助,2002年5月应我的邀请,他来苏州大学讲学,还非常细致地询问学科发展的进展情况。罗老师对于北京以外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从来都是加以格外的关心;对于正在努力并崛起的院校予以特别的关怀。我想,凡是与罗老师接触过的人,都会有一种会心交流的感觉,一种如沐春风、十分温馨的感觉,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先生敬民,初心不改。罗老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并没有稍事休息,而是继续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其精力更多专注于人权保障事业的研究和推广。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他晚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探索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强调通过规范公共权力来保障和发展人权。我以为罗老师的学术生涯中,无论是对宪法学的研究还是对行政法学的研究,无论是倡导“平衡论”还是倡导“软法”理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他对中国人权保障前景的憧憬和追求,这也可以说是他所憧憬和追求的“中国梦”!

    国之重器,法之巨鼎。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而今惟余视也茫茫,发也苍苍,在料峭春寒、风烟俱冷之时,姑苏北望,江河饮泣。呜呼!哲人其萎,风范永存;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缅怀罗老师,就要把他的学术理想和治学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使中国公法研究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切实有效的理论支撑,使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百折不回、曲折向前、蒸蒸日上!   

转自公众号软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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