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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的软法形式、理性与治理

作者:刘云亮,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生,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04期

摘要:软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产生的一个广泛的法律现象,也引起了部门法学者关注。经济法软法现象,较集中表现了国内经济领域层面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内容的软法规范,涉及国家经济调控和市场规制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等等。此外,还表现为影响市场运行和调制的行业标准、潜规则、民间规则和交易习惯等非官方的成文或不成文规范、区域性政府间经济合作发展意向、协议及其协作机制等规范文件等等。准确认知经济法的软法理性,如经济法的软法效力强力性,软性规范公共性、协调性和调制性,软法规范范式,软法的软实力等。经济法的软法参与社会治理大有空间,如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市场机制建设、保障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助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等。

关键词:软法;经济法软法;软法之治;软法范式

    软法(Softlaw)现象,是我国法治建设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也是部门法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改革决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重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保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多学者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发挥软法作用,聚焦硬法软法共治,促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在软法认知上,不少学者认为软法产生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新兴独立国家广泛参与国际交往活动,发出许多新主张新提法,出现了与法律原则不同的新规则和行为规范等。这些新的国际交往领域,需要制定灵活性很强的软规则,才能得到更多国家接受和认可,国际软法现象得以显现。国际交往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能够有一定法律效果的一些类似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决定、宣言、建议等国际文件,其实就是国际社会的软法。①即使后来软法被许多部门法学者开展广泛研究,软法的国际法渊源还是共认的。如今有关软法解读和运用,已扩及各部门法领域。就经济法而言,经济法软法及其软法规范,在其形态、理性、治理运用等发展趋势方面,都非常值得研究。

一、经济法的软法之形

软法,即硬法对称。硬法是指经过立法程序且由国家强制力确保实施效力的法律法规。软法与硬法形式不同,是指不完全具备效力结构,且无需国家强制力确保实施,但实践上却能产生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国外学者就软法效力无强制性,已成共识,如法国学者弗朗西斯·斯奈德(Francis Snyder),指出了无法律约束力却能够产生实际社会效力的软法属性,②并指出此属性发生有实际影响力和效力并不一定低于法律法规效力。英国学者麦可林·D.伊温斯(Malcolm D.Evans)则从国际法视角论述软法效能和属性,认为软法具有一定约束力且有固定内容和预期行为模式、规范、原则或标准的规范性国际文件。③这种看似无法律约束力却又有一定效力的矛盾式定义,恰恰可以把其实质性内涵表述清楚。习惯上硬法赋予了国家强制约束力,其依据是有公权力保障而定性为强制性。软法虽不具备硬法属性,也无强制实施保障机制,却充分彰显硬法所欠缺的灵活性、合意性、选择性和自我约束性,甚至在相对区域或行业领域内其效力具有绝对性和保障性。软法作为一种法外现象,其内涵确实早于硬法。有学者借此史观来表述,软法自古就有,先于国家法,如中国古代王朝治理,正是软法之治充分展示了软法之精髓表现。④法律实施内外有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行“柔远怀来”正是治理对外所需,足以显示软法由来已久。

软法形式,非源于法,早于硬法。软法最初现于在一定区域和行业领域渐形为有约束力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当这些规范和准则被国家权力机关认可,上升到法律规范,软法才为硬法。经济法硬法之价值,在于构建和规范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机制,显现国家社会整体发展公益价值,定性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之法。⑤社会公共利益系经济法产生之源和社会所需,经济法的核心价值在于确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秩序,志在保障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等社会整体利益。⑥经济法软法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也出于社会整体公共利益或涉及局部或行业公共利益,这既是经济法软法规范范畴的重要标准,也是经济法之硬法和软法的共性所在。认定是否属于经济法之软法形式,需从软法形式属性来判定。软法具有标准性、指导性,却无责任法定性和法律约束力。鉴于此,凡具有公共性、标准性和指导性的,又不属于经济法硬法形式的规范性文件,都有可能被列为经济法的软法形式。主要包括:

一是彰显经济领域层面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党的政策和方针等规范性文件。如党的重大决议和发展理念、公共政策等等,正是经济法软法形式之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精神实质,并被定位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五大发展理念的新认知,明确了前进方向,表明其具有约束力的软实力,更显示其软法的硬实力。⑦这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对经济法理论研究发展将产生积极深远的重大影响,而且将有助于推动经济法理论体系完善和经济法制度创新,将经济法建设成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核心领域。这彰显了经济法软法作用、地位及其影响力,也表明作为党的政策和文件在市场及社会等方面治理有着指导性、引领性作用。作为经济法软法形式之一的政策和方针,尽管其制定主体和适用领域有所不同,与法律规范有所差异,但它们所表现出的经济法的软法形式特征更加突出。

二是涉及经济调控和市场规制内容的有关政府规范性文件等。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是最为重要的主体,有经济调控和市场规制方面职能。强化政府监管市场,政府作为监管主体,治理和弥补市场失灵,出台一系列有关规范性文件。⑧政府的有形之手调控市场,显经济法软法之形,展经济法之硬法功效。政府调控和规范市场的形式较多,如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规划、产业结构区域布局、招商指南、鼓励投资优惠办法、行政指导跟踪服务、行政中心迁移等等。以此引导、鼓励投资者,规范和完善市场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软实力,这便是政府显示经济法之软法形式存在。政府影响力还表现为“无形之手”隐形功力,这一软法形式也值得关注。如地方主要领导人工作联系点或单位项目,会引发行政资源新倾斜和民间资金等资源流入,主要领导人“影响力”也成了经济法软法不可忽视的形式。

三是影响市场运行和调制的行业标准、潜规则、民间规则和交易习惯等非官方的成文或不成文规范。政府机构精简,倡导“法无授权即禁止”理念,从授权、控权到束权,其核心都在于规范权力,预防越权和擅权,目的在于明确国家干预经济须限于授权范围内,依法授权干预正是西方经济法最鲜明的特征。⑨政府被控权被制约,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治性和自控性渐渐得到拓展,并引发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自定行业规则、行业标准、自律规范,如行业协会章程、自律公约等等,此便是经济法软法形式所在。行业自律独特性,也诱发形成一些不成文的行业潜规则,如有关行业成员义务底线禁忌等情形的约定,使之成为规制行业活动软法形式之一,其所产生的负面因素制约了市场公平竞争,但其软法效力和规制的价值作用仍不可否认。民间规则广泛存在于民间和习俗当中,其影响力和约束力甚大,如我国节假日市场规制和调控,考虑民间习俗情节、原由和因素,并以此来规制、组织供应和检查市场商品货源,其在交易习惯、主体和品种规格、行为模式等方面所体现出的民间规则习俗的特征,表明已是调制市场运行的软法之形态。

四是区域性政府间经济合作发展意向、协议及其协作机制等规范文件。我国区域发展失衡,亟需协调区域公共设施规划、投资、管理与经营,优化区域间的公共服务与管理,强化区域环境保护,统一规范区域社会保障标准,构建区域人力资源市场,打造区域高科技产品合作开发机制等等。我国区域发展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东北三省、武汉城市圈、成渝、长株潭等,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渐行渐旺,其所属地方政府间合作协议、政府规章及其所形成的机制,也成为当下经济法之软法形式之一。有关区域合作规范性文件较多,如区域间的行政协议、协作立法、行政规划、行政指导与区域间有关支持措施等形式,它们形成一种构建区域间协调合作规则或导向。这既有区域间宏观调控功效,又能引导、规制和调控区域间的经济秩序。⑩其正是区域间除经济立法之外的宏观调控方式,不仅仅足以证明其补充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方式,而且表明经济法硬法之外存有软法。社会转型之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协调,更要思考和关注群体的表达与利益的平衡与选择,区域分享改革成果的协调性。[11]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推手,正是政府“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且其软法之治的功效尤其乐观。这也显现区域间协调立法,强化发展规划合作,优化和整合区域经济资源配置,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享,统一协调执法等,是极其必要的且也是可行的。[12]区域间政府通过协商、沟通、合作、协调、协商,确定集体行动方案,实施所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是一种平等协商、互信互利、自愿协调、双向互动执行的治理模式,其实质上就是经济法的软法治理新形式。

此外,经济法规也有软法条款。经济法规的公法特性,注定其效力具有一般性、导向性和弱化的强制性。如表现为“鼓励、提倡、引导、推进、扶持、促进、应当、可以、有权”等导向词。如《循环经济促进法》全文58个条款广泛用词包括:“应当”61次、“鼓励”19次、“支持”18次等,显示这些词语所现软法之实力。再如《就业促进法》全文69条款,其中“鼓励、倡导、引导、扶持、支持、帮助、服务”等用语达29次之多,[13]表明软法条款成为经济法之硬法一大特色。其形源自硬法,其内容效力、法律规范要件等却类似软法。

二、经济法的软法之理

软法虽早于硬法,却兴盛于第二次大战之后。“二战”后,众多新兴国家走向国际舞台,促使国际社会出现许多不具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以此催发软法复兴。考察经济软法纲要,表明众多力量迫使各国寻求采取集体行动,使其接受约束。软法复兴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范性文件,即使在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决和国内裁决中,不被适用,但却被重新塑造为条约或习惯的组成部分而得以适用。[14]当下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正在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完全“独立行动者”地位,国家推进政治民主协商机制,其实质上正是一种注重构建理性和常态化的统筹协调多方利益的交流平台。社会公共生活基本特征就是交往与合作,通过对话、协商与妥协来解决差异与分歧已渐成主流。[15]即使是当下共同整治和打击海上恐怖主义,也需要国际法和国内法进行有效规制,且在全球治理视域范围,硬法与软法兼治,实现一个稳定的机制以保障权力分配。[16]软法兴盛,其在国际关系新发展格局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渐行渐显。人们对经济法之软法规范效力、性质、范式及其软实力等,也该有其相应的理性认知。

一是经济法软法效力有独特强力性。法的效力是法律规范最基本特征之一,是法律规范基本逻辑结构要求之一。法律规则逻辑结构要展示法律推理的依据在于科学理论服务保障,“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正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目的要求。[17]经济法硬法规范,其效力也有上述逻辑结构,其三要素说在经济法硬法规范表现并不显然,尤其是“法律后果”制裁形式无明显必然性和独特性,使经济法硬法效力黯然失色。如宏观调控法效力,由于行使宏观调控权主体享有法定职权,其调控行为宏观性使其产生法律后果及其责任有不特定性,而受其调控的特定主体又因特定性而不能“诉求”不特定性,导致加剧对经济法硬法规范效力的误解。经济法软法规范效力,由于它未上升至国家法律形式,未能被赋予国家强制力,也难被司法机关所适用,不具有裁判文书司法效力,这让人们因此怀疑软法效力。经济法硬法效力尚弱势,经济法软法效力能显现吗?国际社会之所以力挺国际软法,并不是关注其是否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和法律后果如何,而是看到国际软法以建议、意见、指南等新形式新手段,展示其充分的灵活性、安全性和一致性,能够更加彰显其软法属性特征,能回应国际社会呼声。软法效力强力性,来自社会成员自我约束力,成员“四自”(自觉、自动、自治、自制等)能力,促成软法效力强力性。经济法受体之主体,其所顾忌行业或局部利益,其“四自”效力更强,诸如公司股东对行业规制、强制性标准、公司章程、交易习惯、社会责任等,表现出更为谨慎苛刻的接受。

二是经济法软性规范有公共性、协调性和调制性。法的正当性在于国家存在的客观性和国家机器强制性,软法却早产于国家。人类氏族社会和部落群居行为的软法规范,软法社会价值和作用早于国家法而存在。法有国家强制力,这让我们认识到软法和硬法存在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内涵不同。国家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但非国家法的工具效应也不因此被排斥。法律多元论受制因素是众多的,从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研究影响也得知,软法概念产生前软法现象早已存在,只不过以法的思路来认知法定社会秩序,便容易产生对非法律思路的排斥,其实应该清醒地认知到,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规制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仍旧存在的。[18]这表明两者价值和作用尽管有相同性或相似性,但定性和属性归类却是截然不同的。两者都有一般行为规范属性和功能,是人类社会重要行为和生存与发展秩序规范和模式,其差异在于形式内涵层次所体现意志属性差别,进而有各自差别约束力。经济法软法与经济法规中的软性条款,在定性和属性归类上,两者并不能如同软法与硬法关系那样解读。经济法软法定性,实质上其并非国家法,不具有国家法属性,但却不能否认其体现社会公共利益性。诸如我国正大力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制度,其目标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所涉领域具有强烈公共性,这符合公开性、公平性和公益性要求。[19]其实这正是充分利用经济法的软法形式实施,它虽不具有国家法属性,却又有着经济法软法指导意义,协调和规制公共服务领域市场运行,引导PPP机制市场化,其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的软法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是经济法软法规范范式有其独特范畴形态。经济法软法形式多样性及其范畴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软法适用的多层次性。软法现于诸多行业领域和群体,表明其适用范畴具有最基层、最直接、最共识、最能显现主体本位的意识。经济法软法形式的成文性与非成文性,也注定了软法范畴的不确定性。硬法能够有效地实施,具有震慑力,在于法借助国家强制力,且能衡平诸方利益并有强制约束利益之功效。软法之源却游离硬法之外,无硬法强制性,却仅凭成员“四自”能力制约,并由此形成自行舆论引导和利益驱动。[20]前文所述经济法软法形式,其适用范围不仅是有关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两大方面内容,也涉及其他内容。再如互联网自身规律也彰显其经济软法价值作用,用户注册协议,接受其格式条款,满足网络交易快捷方便,平衡互联网平台与用户利益机制。[21]以此规制网络平台与用户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强化相应义务。关于经济法的软法范畴,是否也严格限制于调制关系领域,其实未必如此。因为软法内涵本身就是相对模糊的,其规范节制极其宽泛,并非如同法规一样明晰,因此经济法软法范畴也是不宜划定过细的,不宜以经济法硬法形式,认定软法形式及其范畴。经济法软法适用范畴与硬法有许多交集之处,也涉及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等内容。如行业组织强制性标准、公司章程、传统交易习惯等经济法软法规范形式之一,其功效虽无硬法强制性后果,却可引为司法机关认定解决纠纷的凭据效力。

四是经济法软法规范具有独特软实力。软法与硬法之识别,正确认识软法社会价值,都将有益于促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建设是双向制约、双向激励的。如既要求规制政府权力,也要规范公民权利,核心重在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选择硬法,或是软法,都仅是法治手段形式差异不同,两者形式功能都存在互补性,表现为刚柔相济,并有助于相互同构国家社会公共治理新模式。倘若将两者对立,视为法治社会的竞争和替代关系,或者将软法视为硬法补充、辅助和完善,则弱化了经济法软法之地位功效及其价值。主张软法亦法,并不是简单认为软法也具有如同硬法一样的法律形式和效力,而是看中软法约束力和效力,能意识到软法存在软实力,能影响和约束相关主体行为和市场秩序。软法调控和影响市场秩序因素或规则有时表现为“隐形”“负面”潜规则,也说明软法软实力客观存在。若片面强调软法软实力,只求软法之治,将曲解依法治国。硬法有形即力而聚,软法聚力而形散。忽视硬法偏求软法之力,将偏离法治国家之路,将陷入软法“软陷阱”之中。软法不是法或主张软法亦法,过分强调软法重要作用,将有损硬法硬实力。经济法软法规范有其软实力,经济法硬法规范效力柔性和软性,又反现出经济法软法软实力。经济硬法、软法整合,汇集法治系统工程,乃是市场经济发展、法治市场和法治创新的必然趋势。经济法软法之软实力与经济法硬法之软,也有根本不同。尽管都集中于效力及其影响范畴,但两者意义和导向功能却是有很大反差的,如软法规范软实力和影响力是通过对成员和潜在的非成员的约束力体现出来的,违反软法规范时会有隐形的强制措施显现。硬法之软却是实实在在软在于其法律约束力之弱或无明显制约性,仅仅是导向和倡导意义,经济法硬法许多情形明显缺失硬实力,由此可鉴之。

三、经济法的软法之治

在我国,软法之治有其重大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决议》的核心内容。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改革决议》的重中之重,其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科学治理市场,促其法治化和现代化,重点在于力行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规范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市场和法治社会。[22]党中央《改革决议》是经济法软法根本之形式,是当下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依据。法治中国建设不仅包含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在内的法治国家建设,也包括社团、基层自治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法治化建设,还包含促进经济、文化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在内的法治市场建设,而且还包含了保证执政党依法执政在内的法治执政党建设。[23]我国软法之治的核心,在于执政党协调和平衡好法治中国建设的各种利益关系,促进法治建设。诸如许多共享经济形态的公司享有从事共享经济活动的权利。以网约车平台为例,以软法治理协调四方关系为核心,规范网约车市场,实现软法之治。[24]在强化建设法治中国的硬法之治,同时还要强调软法之治重要性和相互作用,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硬法与软法之治之关系存在客观性。经济法的软法参与国家社会治理大有空间,如至少可以在如下方面,探索和发挥我国经济法软法之治:

一是推进与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法软法之治。软法社会治理的兴起,使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发展,可以做到国家立法到社会共同体立法,极大地扩展了社会行为规范的合法性。有关合法性的认知,主要取决于硬法与软法形式来源及其产生的程序正当性及其是否法定性。硬法的合法性取决于体现国家意志认可及其权力机构代表性,尤其是涉及硬法的表决规则和立法程序要求等。软法合法性所取决的因素、方式和途径则更加灵活多样,诸如软法产生的行业组织成员等各方共识,软法形式习惯和接受度影响力,相关利益表达机制融洽度和自治力,利益博弈平衡机制等等。[25]软法治理,关键在于转换或扩展社会公共治理模式,彰显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公众性和民主性,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新趋势新方向。经济法软法形式众多,《改革决议》出台后,利用经济法软法之治,实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当下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尤其是理顺和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迫切需要通过经济法软法形式,充分发挥经济法软法软实力,实现简政放权,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和政务公开等制度,规范政府有形之手,调制和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市场公平运行。

二是促进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市场建设的经济法软法之治。无论是2013年《改革决议》,还是2014年《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依法治国决定》),都强调建设法治市场。《依法治国决定》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规范和发挥政府作用,强调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26]市场规制可以通过大量的经济法硬法规范形式来完成,但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的手段措施形式,往往更多更妥当的形式是采用经济法软法形式来进行,实施经济法硬法与软法兼施。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的硬法内容规则,更多表现为原则性、公益性和导向性,可操作性措施性政策性内容,则要通过经济法软法形式推进。经济法软法以其更加灵活性、自治性、选择性和合意性等特色,弥补了硬法适用的刚性缺失。例如我国正在实施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校车安全国家标准》,正是硬法与软法共治之典范,它们共同彰显了有关校车安全管理的硬法和软法互补互助共治模式。引用国家标准的软法形式,印证软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表明软法治理模式将渐渐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27]仅此而言,经济法硬法与软法分工而治,也充分符合“小政府大社会”市场运行机制。简政放权,削减政府职权,扩大市场服务中介参与性,拓宽行业自治性,发挥行业软法的市场影响力和自律性。这足以表明经济法的软法之治,在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领域,有着其充分广泛的运用空间和领域。正视经济法软法之治,亦是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市场的重大措施之一。

三是充分保障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凸显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经济法价值的经济法软法之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方面通过硬法形式将其精神和内容法定化,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硬法法定化过程是相对缓慢的,且又受立法及其法规技术等原因所限,使硬法作用效应及适用范围都有所限。另一方面通过软法形式,不仅可以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实施推进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且可以弥补硬法之不足。软法之治,可以全方位推进依法治理,实现包括中央层面、地方层面、基层组织层面等全社会多层次治理,带动包括政权机关、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居民社区以及民族、宗教等社会各个领域多维度治理,充分发挥软法规范多形式治理。现在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更多从财税法、卫生法、文化法等新兴的领域法学视角,研究经济法的软法范式,寻求治理方式和路径。[28]软法之治也是一种法治思维范式,如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方针政策,先通过软法之治,试验和总结,才上升到硬法之治,将其法定化,这就是软法之治的中国特色所在。诸如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实施软法之治,已表明经济法软法可以被纳入法治的框架进行诠释和规范。在法治视阈下,经济法软法之形已被视为“良法善治”。[29]如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且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发展,完善我国经济法理论体系建设。它不仅从价值目标上与经济法有一致性的认同,而且已充分彰显了经济法的软法核心内容,是经济法之软法的价值体现。

四是推进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软法之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发展变迁的时代,依法治国所涉及法治资源应是多元化的,实现软法与硬法共治,已是社会时代所需。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域情各异,软法柔性的软实力已越来越彰显其活力,尤其是经济法软法之治更加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满足各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实际情况需求。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与区域发展定位有异,经济法硬法保障难以细微,无法顾及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别。国内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及其协同发展的问题,更加迫切需要经济法的软法规范。法治社会认知存在相应过程,法治硬性到软性转化,尤其是法治观“命令论”向“回应型”变迁,硬法与软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相互兼治,并发展成为现代法治体系中的两个相互作用、影响和共治的法治模式。当下社会包容性发展理念,尤其是互联网思维,更加需要软硬兼施的共治模式。我国区域经济软法治理实践,已经彰显出软硬法兼施的实际意义和社会价值,软硬法共治,更加适合不同区域间的协调、互动、互进的共荣包容发展观。法治政府建设,防止干预不当,亟需限制和矫正政府有形之手,经济法软法之治,显得极具迫切性。区域间协调合作互补互助,已成为经济法民间宏观调控的新形式和措施之一,其软法名称往往冠以协议、协定、备忘录、合作框架、行动纲领、行为准则、指南、方案、意向、公告和倡议书等多种名称,成为经济法软法新形态,也展示了经济法软法新发展新空间新领域。

国家治理,需法治天下。法治天下更需德治辅之,法律是一种成文的道德形式,道德便是束缚内心的法律精髓,法治德治,相辅相成。从雷洋、万科等事件表明,社会、企业等各个层面都要注重风险防控,推进民众参与的民主治理与实质处置,都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便是软法之治的形式与内容要求,也是促进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体现。[30]国家治理和社会关系规范,需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相互共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崇尚道德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31]表明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硬法与软法兼而治之。经济法软法之形,补经济法硬法之魂,显经济法之核心价值,护社会公共利益之秩序公正。解经济法软法之惑,求经济法软法治理之路径,展经济法软法之前景。当下经济法软法之治,重在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主题,发挥资源配置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市场和法治社会。经济法软法之形,充分展示了经济法领域软法表现形式和存在法律价值,彰显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节和规范作用,化解人们对经济法软法之治的疑惑,这有助于树立经济法软法之治的理念,实现经济法治的硬法与软法兼而治之。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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