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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软法机制

作者:杜瑞平(1974 ),女,山西吕梁人,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法、民法;窦竹君(1966 ),女,河北元氏人,石家庄铁道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

来源:《河北法学》2019年第5期

【摘要】软法机制是软法发挥效用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运作系统,主要包括组织机制、规则机制、保障机制。软法机制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可以将德治法治有机结合,在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上具有优势。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完备的儒家核心价值观落实软法机制,当为今日之镜鉴。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软法机制,应当制定公益性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的法律,在法律上明确软法的惩戒权效力;在软法制定中增强群众参与,注重软法针对性、可操作性,制定软法执行程序规则;强化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执行力,发挥政府保障作用。

【中文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软法; 软法机制;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凝魂聚气、培根铸魂的基础工程,落实核心价值观必须融入法治建设,以法治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然在法治建设中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落细落小落实? 笔者以为软法机制是一种优佳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说软法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的优佳选择? 核心价值观落实的软法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历史上落实核心价值观的软法机制相当完备且有效,其对当今有何借鉴价值? 今天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软法机制存在哪些问题? 应当如何完善? 这是本文致力研究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以软法机制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尚不丰富,笔者以“核心价值观”和“软法”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只发现四篇相关文章。以“核心价值观”和“软法机制”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没有发现研究文章。在有关研究中,提出了核心价值观落实的软法路径,这涉及到了软法机制的研究内容,然软法机制是一个“有机体”,仅有路径是不够的。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软法机制的研究,以求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软法特质、软法机制及其落实核心价值观的优势

“法律有硬法与软法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其中‘硬法’是指那些需要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而‘软法’则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1]软法不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为前提,却同样能够发挥法的规范性作用。近几年软法研究迅速崛起,“软法亦法”已被学界普遍接受。以法的规范性为框架,软法与硬法相比具有以下特质:其一,就法律的公共性而言,软法侧重于反映国家之外的其他共同体的利益诉求。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对硬法来说完全适用,但“软法虽然也要反映国家意志,但并不限于国家意志 ,还要在不与国家意志相抵触的前提下,反映更加广泛的其他共同体的公共意志。”[1]其二,就法的制定而言,硬法是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而软法的制定主体可以是国家机关(这里的国家机关不一定是拥有立法权的特定国家机关),可以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可以是社会组织等;制定程序虽然有法律依据,如村规民约制定的法律依据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制定过程更多的是协商民主的体现。其三,就保证实施而言,硬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依托专设的国家机关实施;而软法的实施一般依靠个人自律、个人利益考量、社会舆论监督、组织监督等实施,不依赖于国家强制力,无需专设的国家机关实施。其四,就法律效力而言,硬法具有普适性效力,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行;而软法的普适性要弱得多,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章程和规约,只对组织成员有效。另外,硬法的处罚措施都是法定的,具体而明确,而软法的处罚措施可能带有共同体的“自我”特征,如南方一些山区流行“封山杀猪”,即若有人砍伐禁止砍伐区的山林树木,砍伐者要杀猪请客,给全村人送猪肉表示道歉和认罚。其五,就法律形式而言,硬法的法律形式是法律、法规、规章等,因制定机关不同,有位阶上差别。而软法法律形式复杂多样,包括惯例、习俗、政策规则、自律规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组织章程、组织规约等等,位阶上差异并不突出。

那么,什么是软法机制?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的软法机制? 为此首先需要弄明白何谓“机制”。通说认为,“机制”的基本含义有三个:一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指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指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 [2] 。软法机制就是围绕着软法发挥效用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运作系统,软法机制是有机体,主要包括组织机制、规则机制、保障机制。组织机制指组织体在软法中的作用,主要负责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规则机制指软法本身;保障机制指软法得以有效实施的各种保障力量,包括软法效力、政府支持、社会组织执行力等。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或明或暗地起着作用,形成软法发挥效用的生态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软法机制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容如何从细处着手、小处着眼,通过软法体现出来,通过组织机制、规则机制、保障机制得以有效实施,进而实现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的。其中,组织机制指政府部门、群众性自治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软法、执行软法;规则机制指软法本身,包括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组织章程、行规行约等;保障机制指软法惩戒力、政府支持、社会组织执行力等等。

软法机制在某些核心价值观的落实上具有硬法无可比拟的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诸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软法机制在落实上不具优势,但对于文明、和谐、敬业、诚信、友善这样的价值观,则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软法规则可以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德治与法治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社会运行重要手段,国家治理需要法治德治协同发力,相得益彰。而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最佳的途径之一就是软法。这样的事例在我国并不鲜见。如有的地方为了促进乡村道德建设,树立文明乡风,通过政府文件规制形式规范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索要高额彩礼行为。2017 年初,河南省安阳市伏道镇政府下发《伏道镇农村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见》,要求结婚彩礼控制在 5 万元以内,婚宴酒席不超过 15 桌。商丘市宁陵县也制定标准,倡导彩礼不高于 3 万元,媒人谢礼不超过 2000 元,红事每桌酒宴费用不超过350 元,白事每桌不超过230 元。对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的,取消其村内一切评优资格,相关家庭是低保户的,建议取消其低保资格[3]。除了政府文件,更多的地方是通过村规民约这样软法促进乡风建设。自贡市荣县赶场冲村办理红白喜事的规定是:红白喜事摆酒席不超过 20 桌,每桌不超过 400 元的标准,村民送礼不超过 100 元,不操办乔迁、升学等喜庆事宜等,有力地制止了乡村滥办酒席歪风 [4] 。云南省勐腊县曼岗村通过制定村规民约,督促村民“行孝”,对村民的孝行进行量化评分,孝行记录低的家庭将被取消当年的各类优惠政策;对评选出的“孝星家庭”在扶持政策、产业发展项目上予以支持和倾斜 [5] 。这些规定明显体现着德治法治结合特征。第二,软法机制更容易“润物细无声”地落实核心价值观。软法规则具有四点硬法无法具有的特点,一是针对性强,软法可以因时、因地、因俗而定,并可随着形势变化及时修订,方便灵活;二是操作性强,软法规定具体明确,原则性规定少,如上述河南安阳、商丘等地规定红白喜事的具体限额。另外诸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这些标准,本身都是明确具体的规则;三是惩罚措施有特色。软法是结合当地情况制定的,其中揉入了当地传统的惩罚方式,更能为百姓所接受,效果则更佳。福建省德化县双翰村村规规定,为保护山林生态,村民放火烧山的,自费在村里播放一场电影;偷盗水尾杉木的,杀猪请全村人;擅自开荒地,挨家挨户发放糖果。意在向全村人赔礼道歉,表示不再违反[6] 。放电影、杀猪、发糖果这样的处罚不可能在硬法中出现,但却能起到惩治的良好效果;四是话语表达接地气。硬法讲求法言法语,很多法言法语百姓听不懂不明白,这自然影响其实施效果。而软法话语表达接地气,如有的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像顺口溜,有的还有方言土语,老百姓一看就懂,一听就会,自然接受快效果好。鉴于上述优势,软法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且这种接受不露声色,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将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第三,软法机制在保障核心价值观落实上成本低。硬法的实施需要一系列专设的执法、司法部门,实施过程有一定程序,这就不免产生较高的执法、司法成本。软法对违反核心价值观的行为会进行惩戒,但这种惩戒主要是依靠社会组织完成的,无需专设的国家机关实施,自然执法成本要低廉得多。诸如文明、和谐、敬业、诚信、友善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本身是道德规范,也更贴近人们日常生活,适宜用软法机制以生活化方式落小落细。因此,软法机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的优佳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软法机制非常完善,其对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软法机制进行考察,以对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提供有益借鉴。

二、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软法机制的历史借鉴

任何社会都有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儒家思想基本理念。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思想,亦成为社会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同样也融入法治建设,也以硬法加以落实,但这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西汉中期虽然明确了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地位,然没有将其融入基本法律。因为汉基本法律《九章律》承自秦制,循于祖宗之法的传统,不可能进行大的修改,融入基本做法是在具体判案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即“春秋决狱”,以及硕学大儒通过注释以儒家思想阐释法律,即法律章句。延至西晋,以《泰始律》为标志,引礼入律,礼律结合,“准五服以制罪”成为法律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标志着儒家核心价值观开始进入硬法。此后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法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出现了很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制度。到了唐代,《唐律》总结了前代法治的基本经验,明确了“八议”“十恶”“准五服以制罪”“亲亲相隐”“存留养亲”等基本制度,形成了儒家核心价值观融入的硬法体系。以后历代陈陈相因,一直到清末,核心价值观融入硬法上体现并无大的改变。

然我们的祖先非常清楚地知道以硬法落实核心价值观虽然非常必要,但这远远不够,只有充分发挥软法的作用,形成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软法机制,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完备的核心价值观落实软法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善的组织机制。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必然是社会组织中的一员。“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每个人必须发生的有三个:血缘、地缘和业缘。血缘关系因为出生而产生,地缘关系因居住而产生,业缘关系因为职业选择而产生。从社会组织组成构成来说,这三者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容易被认同的,因此,以这三者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组织自然成为社会最基础的、最重要社会组织。”[7] 在传统社会,这三种社会组织就是宗族、乡里村社和行会。

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8]。宗族以家庭为基本构成单位,聚族而居,居住区相对稳定;且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因而具备社会组织的条件。乡里村社是以居住地域划分的社会组织,带有行政组织的性质。在中国历史上,乡里村社源远流长。西周的乡遂制表明那个时代的乡里村社已然层次分明,形成体系。乡里村社在不同历史时期称谓稍有不同,大概有乡、亭、里、党、坊、闾、邻、族、牌、都、图、村、团、社、区、保、甲、什、伍等等。行会萌芽于春秋,形成于唐宋,发达于明清。行会名称也有诸多称谓,包括会馆、公所、行会、会、堂、庙、庵、阁、祠、殿、宫、公、社、门、派等等。它们在软法体系中的作用首先是制定软法,且这些软法具有核心价值观内容。

宗族制定的软法是家训家规或族规。历史上的家训家规族规浩如烟海,早在西周时期,周文王和周公就有家训传世。《尚书》中记载了周公给周成王的一段诰辞:“呜乎!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告诫成王要知稼穑艰难、百姓疾苦,不要贪图安逸荒废政事。后世家训家规越来越多,流传于世的有:诸葛亮《诫子书》,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代李世民的《帝范》、李恕的《戒子拾遗》,宋代司马光《家范》《居家杂仪》、朱熹的《家礼》,范仲淹的《义庄规矩》、袁采的《袁氏世范》、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明代宋濂帮助制定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杨继盛的《杨忠愍公遗笔》,清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朱伯庐《朱伯庐治家格言》(《朱子家训》)、张英的《聪训斋语》、曾国藩的《教子书》等等。需注意的是,制定者本身儒家学养极为深厚,它们制定的家训家规族规必然体现儒家价值观,而他们制定的家训家规族规影响广大,往往成为其他家族制定家训家规族规的范本。这样,家训家规族规就成为落实儒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乡里村社制度的软法一般被称为乡规民约。迄今保留下来的最早的乡规民约是《吕氏乡约》,制定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 年),由蓝田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所定。《吕氏乡约》制定历史背景是:秦汉时代,乡里村社承担赋役功能,也承担着社会教化功能。到了隋唐年间,随着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乡里的教化功能日益衰微。为应对乡村教化严重缺失的社会现实,吕氏兄弟尝试通过民间立约的方式,恢复乡村教化。他们在发起书中写道:“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 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 成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9]朱熹对《吕氏乡约》进行了修订,是为《增损吕氏乡约》。《增损吕氏乡约》成为后世乡约的基本范本。后世著名的乡规民约还有王阳明的《南赣乡约》、黄佐的《泰泉乡礼》、吕坤的《乡甲约》、李光地的《同里公约》等,这些皆是由大儒所定。当然,民间也不乏著名的乡规民约,如福建晋江的《青阳乡约》和长乐的《梅花乡约》。与家训家规一样,乡规民约也具有儒家核心价值观内容。

行会制定的软法是行规行约。与家训家规及乡规民约不同的是,行规行约的制定者都是商人,没有大儒。这或许是受“重农抑商”影响,也或许是大儒对商业规范不了解的原因。但行规行约除了商业规范的调节之外,仍然不乏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组织机制功能除了制定软法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软法的实施。这一点将在“保障机制”中介绍。

第二,具体的规则机制。主要是软法如何体现儒家核心价值观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孝悌。《居家杂仪》要求对父母,要爱其所爱敬其所敬,要乐其心、供养无缺、有过谏之。具体要求每天儿子媳妇起床后首先问候父母,平时服侍父母,出必告返必面,容貌必恭,执事必谨,出入起居,必谨扶卫之。父母有病,“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吕坤的《乡甲约》罗列了 19 种善行,第一种就是“孝顺父母者一事为一大善。”[10]其二,和谐。和谐就要乡邻和睦,友好相处。《合江李氏族规族禁》说:“(族人)不得恃血气以凌入,逞奸诈以滋事,徒害邻里,终累身家。若有不肖子弟,恃强恃诈,或倚仗族人之势,欺侮乡党者,长辈亟宜戒责。尤宜念睦婣任恤之风,实为古道,待人务从乎厚,处世毋涉乎骄。至于修桥、补路、拯溺、救饥、恤寡、矜孤、劝善、教不能诸事,凡有益于桑梓者,量力行之。”[11] 乡规民约也十分强调和睦乡邻,乾隆年间的云南宜良万户庄乡规规定:“崇礼让。辩上下,定民志。莫要于理教不明,则各分倒置,争竞成风,而和气不能翔洽。惟愿吾乡,长者正已率物。少者守分修身。斯游尧舜之世,为尧舜之民矣。”[12] 其三,廉洁。《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规定:“子孙倘有出仕者,当蚤(早)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恳恻,务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取于民。”“子孙出仕,有以贼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私则不许如祠堂。”[11]子孙出仕,应当勤政爱民,不许拿百姓一丝一毫。其四,勤俭。《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公家箴》说“衣服之禁:子女嫁娶,罗绮许用一新;常日穿着,不可华美。……吾子孙有桑麻以供丝蚕,买棉花务亲纺织。妇工勤,衣服足,若滥用,岂能长久,为吾子孙,必当鉴哉。”[13]其五,友善。友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救济孤弱。为了救济孤弱,许多宗族设有义仓、义庄、义学,范仲淹设立的范氏义庄存在 800 多年,成为救助孤弱的典范。范仲淹还定有《义庄规矩》,规范救助行为。《吕氏乡约》有一部分为“患难相恤”,在约之人遇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等困难,其他人有义务救助。行规行约有大量的救助孤弱规定。如光绪二十一年,苏州梳妆同业议行约十三条,其中有三条是关于同业救助内容:“议年迈孤苦伙友,残疾无依,不能做工,由公所每月酌给膳金若干。”“议如有伙友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灰炭等件。”“议如有伙友疾病延医,至公所诊治给药。”[14]其六,诚信。湖南宁乡摊店鱼行行规:“出货均用正十六两称,斛用靖斛,斗用靖斗,尺用省垣铜尺,如有短少情弊,公同议罚,不服禀究。”[15]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湖南纸业行会“蔡伦会”章程规定:“神纸良不可欺。纸以竹料为正,如有参用稻草、笋叶、杂材者,一经查确,公同搜出,验明火焚。严加责罚。”[16] 对于制假贩假,以次充好,一经查出,要烧掉假冒伪劣产品,严加惩处,并且重奖举报之人。当然,表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规则还有其他方面,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第三,保障机制。在传统中国社会,软法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保障机制功不可没。保障机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其一,官府的大力支持。康熙九年,康熙帝颁行《圣谕十六条》,其中有一条就是“笃宗族以照雍睦”,雍正帝在《圣谕十六条》基础上扩张为《圣谕广训》,提出“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从顶层设计上肯定宗族作用。地方官府也通过批准家法族规、支持惩戒族众等支持宗族活动。如江西赣州龙南桃川赖氏,于崇祯十一年整肃族规,报请龙南县主“给印信,下帖令”,批准在全族执行[17]。安徽合肥杨氏,于乾隆十九年订立条规,但族人不能很好遵守,该族生员求助于合肥知县,合肥知县批复准许族长对违反条规行为严惩不贷 [18] 。官府对乡里村社支持主要是支持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以及帮助惩治不遵守村规民约的违规者,如许多乡约中都有不遵守乡约规则要禀官而治的内容。官府同样对行会支持也是不遗余力。同治十年(1871 年),苏州丝经行、丝行商户重建丝业公所,重立行规,请求官府出示晓谕。苏州府元和县、长洲县、吴县联合示谕:“仰丝经、牙行、经伙、经纪人等知悉:现据该董拟呈章程,尔等务各遵守议规。如有外路行家,离埠拦截主顾白拉,仍蹈前辙,许该董指名禀解,以凭讯办。其各凛遵毋违。特示遵。”[19]严令从业人员遵守行规。

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执行力。社会组织之所以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社会组织具有惩戒权;二是社会组织能为成员提供福利,而福利与惩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宗族、乡里村社、行会都为成员提供危艰帮扶等利益方面的内容,只要是组织成员,都可以享受这样的利益,这实际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种组织福利。但享受组织福利必须遵守组织规则———软法,如果不遵守规则,不仅受到惩戒,福利可能被剥夺。为了享受福利,人们往往乐于遵守软法。这样,社会组织就把福利和软法有机结合起来,执行力自然得以大大提升。

总结而言,儒家核心价值观落实软法机制有何启示? 一是,要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而保障社会组织执行力关键有两点,一则社会组织有能力为成员提供福利,二则社会组织管理人员要有德行能服众。《吕氏乡约》规定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负责人;《南赣乡约》也要求乡约负责人要公直果断,有德为众所敬服。顾炎武对明中期以后乡里村社任非其人痛心疾首:“本朝之老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此,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势以陵百姓者也。”[20]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组织不可能有执行力。二是,要规定具体明确的软法规则,规则越具体明确越容易执行。《居家杂役》之所以成为后世家训家规模板,在于它把孝道具体生活化了。三是,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惩戒权。对于违反家规、村规民约、行规行约的行为,社会组织有惩戒权力。四是,政府提供有力的支持。这是保障软法实施的基本保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软法机制存在问题及思考

(一)存在问题

第一,规则机制存在问题。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规则路径有四种:政府文件、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一是政府文件,上述河南关于彩礼、婚宴的规定即为典型。二是市民公约。近几年各地出台了许多市民公约,意在落实核心价值观,规范市民行为。如《长沙市市民公约》:“爱国爱家,爱我长沙;道德守礼,遵规守法;勤劳俭朴,敬业向上;诚信公道,和谐友善;崇尚科学,关爱自然;学习雷锋,爱心守望。”三是村规民约。这一类软法所占比例最大,也是历史上村规民约的现实传承。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行“枫桥经验”,基本做法之一就是制定村规民约。2018 年 12 月 28 日,民政部等 7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0 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四是居民公约,也称“社区公约”。这是一个新生事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社区建立起来,社区人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居住同一个社区,当然也需要制定居民公约,7 部门的指导意见也明确了居民公约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不久将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这两类软法将会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然而,软法发展尽管“看起来很美”,但规则机制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一是软法的广泛性不够。当前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软法只有政府文件、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社区公约四种,缺乏行业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章程两大载体。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类似于传统社会的行规行约,应当体现诚信建设、和谐、友善这样的价值理念,但目前行业组织章程在这方面体现不尽如人意。另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公益性社会组织,例如志愿者组织,已经成为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但目前公益性社会组织覆盖面不广,其章程自然也不广泛。二是现有的规则机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政府文件中核心价值观融入软法内容仍然不足。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文件,也出台了一些文件,如许多省市出台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政府文件还不普遍。其二,软法的针对性不强,如很多市民公约基本上还是喊喊口号,如热爱祖国、建设家乡、遵纪守法、助人为乐、尊老爱幼、举止文明等等,放在哪里都可以,体现不出城市特色。居民公约也是如此,居民公约应当针对社区的具体问题制定,如小区车辆不乱停乱放,养狗不乱跑乱咬、不乱搭乱建等,但很多社区公约也是喊口号,如爱国爱家爱社区,遵纪守法要牢记,和谐安定齐努力,移风易俗扬正气。虽然朗朗上口,但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第三,软法的实施偏“软”。尽管许多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规约,但执行力度偏“软”,很多规约停留在倡导性上,对于违反规约的行为无惩处措施。有的规约虽然规定了惩处措施,但执行路径不明确,或者执行主体不明确,或者执行主体怠于执行,致使有规定也很少实施。

第二,组织机制存在的问题。目前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组织机制主要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制定软法和实施软法的相关活动。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软法机制中,组织机制存在问题最多。其一,软法制定中群众参与不够。一些软法,如社区公约、乡规民约本来应当由居民广泛参与制定完成,但现在很多社区公约、乡规民约制定中群众参与度不高。一是某些群众不愿参与,如现在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如若让他放下工作回村去参与村规民约制定,他宁可放弃权利也不愿耽误工作;二是许多地方为了指导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的制定而下发了范本,有些社区和村庄直接在范本上加上自己名字就成了居民公约和乡规民约,群众参与环节省略掉了。三是一些居委会、村委会嫌麻烦不发动群众,越俎代庖。由于群众参与不够,导致居民公约、村规民约针对性不强,操作性不强。其二,组织机制不健全。一些新社区没有居民会议,也没有居委会,缺乏必要的组织。而对行业组织而言,一则一些地方的行业没有建立行业组织,二则由于不要求“业必归会”① ,许多从业人员不参加行业组织,行业组织章程不能对其产生约束力,行业组织的作用必然削弱。此外,公益性社会组织尚不普遍,其作用自然也不强大。其三,组织软弱涣散缺乏组织力和执行力。如前总结,强有力组织依赖于能够为成员提供福利以及组织管理人员有德行能服众。但现在很多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行业组织不能发挥服务成员的应有作用,不能为成员提供福利,人们觉得它可有可无。另外,一些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理人员德行存在瑕疵,如很多村委会主任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多吃多占,甚至涉黑,这样的组织自然缺乏组织力和执行力。

第三,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保障机制除了政府保障之外,当然要包括法制保障。目前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一是硬法的缺乏导致软法保障机制存在缺陷。如我国至今没有《社会组织法》《行业组织法》,没有《志愿服务法》,这必然影响公益性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的建立,志愿服务的开展,必然影响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章程这些软法的效力。另外,法律缺乏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效力,特别是软法的惩戒权效力的具体规定。目前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只有政府行政机关有权处罚,处罚是具体行政行为,这在实质上否定了软法的惩戒权,大大削弱了软法的执行效力。只有在法律上明确软法惩戒权,才能消除这种认识,也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软法实施偏“软”的现象。二是政府在支持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行使惩戒权上不彻底。政府保障最重要的是支持村委会、居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对软法的执行,特别是惩戒权的执行,但现在的问题是受到惩戒的人员不服惩戒,到政府上访甚至闹访,政府不敢支持村委会、居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其惩戒,和稀泥,使惩戒不了了之,这严重削弱了软法的执行力。

(二)相关思考

鉴于软法的特质及在某些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上的优势,软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通过软法机制落地生根是极为成功的,当然,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某些内容和做法随着时代变化失去了时代价值,如家法族规不能成为一种软法,宗族失去了社会组织存在基础。但抽丝剥茧,它所带给我们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应该进行历史借鉴。在上述分析研究基础上,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加强《社会组织法》《行业组织法》立法工作,条件成熟时应当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志愿服务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软法机制提供组织保障。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惩戒权效力。其实法律已经规定了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职能,而自我管理包括对组织成员的管理,这种管理当然应当包括惩戒权。那些认为处罚只有政府行政机关才能作出的观点,是一种“机械”的法治观念,是对历史的无知。这样的观念来自西方,与中国社会实际,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实际不相符合。不只在历史上软法具有惩戒权,而且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也表明惩戒权是软法得以执行的必要保证。江苏昆山巴城村在推动村规民约落实中既“奖”又“惩”,遵守村规民约的,给予荣誉和一定物质奖励;凡有违章搭建、乱抛垃圾违反村规民约行为的,取消当年享受福利政策的待遇,并在村民大会上通报[21]。实践表明惩戒权是软法实施基本保证,如不承认惩戒权,软法就成为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的橡皮筋,也就失去了法的规范性价值。这样,通过惩戒保证了村民和谐友善关系,使核心价值观得以具体落实。

第二,软法制定要增强群众参与。群众参与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主、法治核心价值观精神的体现。“自治的合法途径就是平等协商,农村自治的形成如果缺少了平等协商就缺少了自治基础和自治合法性。”[22]诸如制定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这样的软法,群众对自己居住的社区或村庄存在的问题非常了解,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法也会接地气,具有可操作性。当然,群众参与也要讲策略,特别要发挥社区或村庄精英(乡贤)的作用。他们热心公益,愿意参与社区或村庄的活动,头脑灵活,品行较高,发挥好他们的作用是软法成

第三,软法制定要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样就可以将核心价值观以生活化方式落细、落小、落实。市民公约中最好要体现自己城市特色,同时兼具可操作性。如浙江衢州是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市民公约》这样规定:“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2. 笑迎宾朋,作揖问好。3. 为人诚信,说到做到。4. 让座让行,排队有序。5. 红灯不闯,护栏不跨。6. 车不乱停,笛不乱鸣。7. 斑马礼让,路人快行。8. 窗外不抛物,人前不喧哗。9. 桌餐不挑菜,提倡用公筷。10. 见天才抽烟,烟头不落地。11. 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方便。12. 如厕不涂鸦,去时要冲冲。13. 爱犬出门要牵绳,不给人家狗屎运。14. 公园桌椅莫躺卧,一草一木皆有情。15. 垃圾投放要分类,看到随手捡入桶。16. 小区不乱搭乱建,楼道不乱堆乱放。17. 光着膀子不出门,睡衣拖鞋不上街。18. 有空常回家看看,孝顺父母敬亲人。19. 上网不信谣传谣,手机不刷屏拉票。20. 有礼城市是衢州,你是最美衢州人。”这样的市民公约既体现了城市文化特色,又将价值观要求具体化了。另外,社区公约和村规民约,除了注意朗朗上口外,最重要的是具有可操作性,最好是生活化的表达。有些地方的村规民约兼具上述两点,值得借鉴。例如福建省武平县城厢镇南通晓楼新村村规民约这样表达“诚信”:“言而有信,处世准绳;不弄虚假,所说必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言词必行,行为必果。与人为善,身体力行;宁愿负我,决不负人;古有小子,放羊山坡;谎说狼来,众人齐救。原来上当,被他作弄;后真狼来,无人问津。狼吃羊羔,自己困危;此一故事,言简意深。害人开始,害己告终;兄弟梓叔,莫要雷同。”[6]福建南安市梅山镇蓉中村村规民约这样表达“友善”:“与人交谈时要面向对方,注意倾听,不随意打断对方讲话,不用手指指人。拨、接电话时,要向对方问好,言语谦温,耐心与对方交谈。”“不搬弄是非,随便讲他人的闲话。要相互包容,不为琐碎小事互不相让。”“当孩子做了对不起他人的事情时,家长应主动向他人赔礼道歉,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则应协商赔偿。”“‘种田要好田边’,不能因自己方便,把杂物扔到别人田里,不能因‘田头水尾’细小事互不相让,争吵、打骂。”[6] 这样的要求非常具体,非常生活化,操作性很强。再如居民公约,浙江奉化锦山社区“文明七相”邻里守则规定:“我们相知成朋友,举止文明一家亲,门前地,大家扫,遇事帮忙不可少,养宠物,按规定,垃圾入箱要做到,高空物,抛不得,晾晒浇灌防下滴。……我们相容共善待,交往致意多谦让,看电视,音量低,娱乐宴客嗓门小,车辆行,勿乱挤,禁鸣喇叭不赶急,邻里间,讲友善,互相谦让风格高……”这样规定接地气,完全可以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值得借鉴。

第四,软法执行要有具体程序规定。例如,很多社区规定“和谐友善,邻里和睦”,怎么才能实现“和谐友善,邻里和睦”? 这就需要具体的集体活动加强联络、增进感情。集体活动是促进和谐友善的很好机会,也为纠纷调解奠定很好的情感基础。现在很多社区开展诸如球类、广场舞、棋牌比赛,节日饺子宴,消夏音乐会,非物质遗产进社区等活动,能够很好促进人们感情交流,实现“和谐友善,邻里和睦”。应该在软法中将这些促进人们交流的活动固定化、程序化。另外,对于违反软法的行为,如小区居民乱倒垃圾、宠物乱跑、高空抛物、占道停车,村民滥办酒席、不孝父母、耕种时把杂物扔到别人田里等等,应当如何启动行使惩戒权?这些应当在软法程序上加以规定。“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离不开秩序化。”[23]清晰的程序和“执法者”是软法得以落实的保证。

第五,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要有较强执行力。保障执行力除了惩戒权之外,要能为成员提供福利和服务,管理人员要有德行能服众。这就要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要把服务放在第一位,并在软法中突出出来。另外,管理人员品行高尚能够服众,这就要求严把选举关,防止道德品行低下的二流子、地棍、混混,甚至涉黑人员成为上述组织管理人员。

第六,加强政府对软法的保障机制作用。一是政府要对软法进行审查,指导软法制定中一定要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并将核心价值观内容嵌入其中。二是支持软法的实施,对于不服软法处罚的上访、闹访,绝对不能给予这些人空间,不能不了了之,坚决维护软法的权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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