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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喻少如(1968—),男,湖北大悟人,教授,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陈琳(1996—),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摘要:网络社会从原有的Web1.0发展到Web3.0时代,相对应的政府治理模式应从实行监管走向提供个性化服务。传统的硬法规制模式因滞后于网络社会的发展而亟待变革。软法以其协商、平等、民主等特点契合了治理转型的需要,并通过自我规范、利益导向、组织规训、硬法指引等机制发挥其独特作用。软法治理应通过明晰软法的目标和定位、规范软法的制定主体和程序、构建“柔性”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方式来实现网络社会的有序发展。
关键词:Web3.0时代;网络社会;硬法;软法;网络治理
   
  网络社会不是法外之地,其治理离不开法治。法治有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其中‘硬法’是指那些需要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而‘软法’则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发展,以物联网、大数据、语义分析为代表的Web3.0时代来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中的风险也开始向现实社会转移,并与现实社会已有的矛盾交织重叠,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对象的复杂性,给法治中国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现有的硬法治理模式因其滞后性、高成本和非常态化等问题导致治理失灵现象时有发生,出现大量法律规制的“林间空地”。硬法治理的困境和网络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软性规范致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软法理论,参与式、渗透式、覆盖式的软法治理模式成为转型的新方向。
  一、网络社会的发展及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
  (一) Web1.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
  在Web1.0时代的网络社会中主要存在三类角色:政府、站点、用户。以早期的新浪、腾讯、搜狐等集成式门户网站为例,站点负责发布更新各种门类的信息,用户以浏览网页中已编辑好的内容来达到搜集和整合信息的目的,而政府则主要扮演着信息监管的角色(有时也是信息发布者)。由此可见,在Web1.0时代信息是以“门户网站”为中心单向传播的,与之匹配的网络社会形态总体表现出封闭性、单向性和静态化的特点。
  在这种形态的网络社会中,政府主要采用信息监管的方式进行治理。政府只需要对各门户网站把好关,颁布一系列的内容审核标准,便可以维持好网络社会的秩序。这种网络发展初期的政府管理和服务被称作政府1.0模式,政府通过管制可以督促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来对不良不实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但是,由于这种“内容管控”“资质审批”的强监管模式忽略了网络参与主体的多元需求,因此不利于激发企业和公众的创造力。
  (二) Web2.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
  Web2.0时代突破了门户网站菜单式的单向传输方式,开放式平台的出现产生了以兴趣为聚合点的网络社群,用户能够通过人人网、开心网、博客等平台发表观点,与他人交流意见,从原有的信息接收者变成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Web2.0也因此被视为以“用户”为中心、强调交互性的网络社会形态。
  Web2.0让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互联网技术快速改变着网民共在模式,而共在模式的换代又制约着网络治理的成效”{2},原有的管制模式在Web2.0时代显得愈发捉襟见肘。一方面,网络社会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政府无法进行针对性管理,不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在不同的区域内自由流动,内容的生产主体不再是固定的门户网站,无法像以往那样实行点对点的监管,加大了管理难度;另一方面,“节点”之间相互耦合构成一张巨大且无地域限制的信息网,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呈井喷式增长,原有的内容审核机制已经无力甄别和处理如此海量的信息。据此,有学者提出与Web2.0相对应的治理模式,即政府2.0模式,其旨在将网络社会打造成一个国民互动、资源整合、共同创造的全新平台,其工作重心从以往的关注方式(技术)转移到关注结果上来,这标志着政府必须从旧有的条块分割的官僚科层管理结构迈向一个开放、协同的扁平共治结构。随着网络的线上线下界线越来越模糊,传统的政府职能边界和部门藩篱慢慢被打破,社会组织、网络服务供应商、公民都成为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
  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4G技术的成熟和APP应用软件的开发将网络社会的发展进程往前推进一大步。网络社会的“入口”不再局限于互联网浏览器,在整合了Web1.0的基础架构和Web2.0的交互思想的基础上,Web3.0时代来临了。如果说Web2.0是从时间维度上将用户纳入互联网的范畴,那么Web3.0则是在空间上将用户纳入互联网,它依托智能终端设备实现了真正的“Anytime”、“Anywhere”、“Anyway”。同时,Web3.0还将Web2.0的社交思路与具体产业相结合,“互联网+”激发出各行各业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资源,互联网摇身变为一个泛在的数据库,大数据(Big Data)、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技术(VR)的运用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
  Web3.0实现了诸多技术的新突破,它以“个性化”为中心,强调用户参与和用户体验,从提供广泛服务向提供深度个性服务拓展,这意味着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主体、更加细化的用户分类和更加多元的用户需求。基于Web3.0时代的特征,韩国率先提出政府3.0的概念,旨在“通过通信技术为民众提供定制化服务”来回应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激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政府3.0模式包含着三重含义:打造透明型政府、能力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意味着信息的共享和公开,政府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当吸纳公民意见,运用Web3.0的即时沟通技术与公民进行深度交流合作。能力型政府强调打破部门壁垒,推动政府与民间有技术能力对大数据进行采集和开发的公司进行深度合作,组织协调运用大数据进行公共治理,解决网络社会中面临的问题。服务型政府则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和公众导向,运用技术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公共服务。
  二、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硬法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困境:高权行政模式下硬法规制的效力局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7%。中国5G技术的研发正如日中天,未来智能化的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对照上述不同时代网络社会的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已经从Web2.0时代迈向Web3.0时代。然而,治理模式却没有跟得上网络社会变革的速度,政府治理陷入了“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尴尬境地。目前中国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带有明显的Web1.0时代“高权行政模式”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治理手段上仍对硬法规制方式“情有独钟”。硬法对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现阶段的网络社会中却暴露出其潜在的结构性缺陷。
  其一,在制定主体上,硬法通常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存在着参与性不足的问题。硬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其主要是通过设定网络参与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的行为模式和法律责任来达到规制目的,强制要求其作为或不作为,以此来维护公共秩序。硬法的制定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主义色彩,公共意志很容易被国家意志所忽视或排斥,公众意见以及民间习惯法中的合理成分很容易被遮蔽。由于硬法无法深入到网络社会自发形成的内生秩序之中,因而在适用时势必会遇到某种供需上不适配的情况,甚至产生执行困难。
  其二,在制定过程中,硬法存在着立法成本高和滞后性问题,难以应对网络社会的极速发展。每一次互联网技术的革新都意味着网络公共领域的扩张{3},法律制定的滞后性和其调整对象的复杂多变性之间构成一对潜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硬法的制定要经历起草—审议—表决—公布的过程,一部法律的出台意味着较长的周期、严格的程序和高昂的成本,因此,硬法难以及时、有效地规制好、解决好互联网领域出现的新技术、新业务和新问题。
  其三,在运行效力上,硬法难以针对失范现象进行及时反馈,存在着回应性不够的问题。硬法滞后性的特质决定了其无法迅速对网络社会中发生的失范现象进行回应,而只能提供框架性、原则性的保护。目前中国对网络社会的秩序维护和失范现象整治主要是采取“专项治理”的方式,一般由网信办牵头,联合多个部门,运用行政手段,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网络社会某个或多个领域存在的乱象进行整治。这种运动式的网络执法的确能在短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面对网络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是“鞭长莫及”。
  其四,在惩戒机制上,硬法存在着手段刚性、方式欠妥的问题,容易造成公权与私权的对立和冲突。硬法规制是一种强调国家公权力的外部规制,遵循“命令——服从”的逻辑,这种模式下的网络治理通常采取的是以罚代管、以堵代疏的方式,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网络行为就对违规主体施加相应的惩罚措施。诚然,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及社会稳定、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惩不贷,但网络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失范却并未触及法律的行为。对于这部分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行为采取“一刀切”的惩治方式明显欠妥,对于一些不必采取刚性手段的失范行为,硬法规制极有可能会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不当侵犯,引起纠纷。
  (二)出路:治理转型与软法治理的引入
  硬法规制的效力局限性充分反映出高权行政治理模式的不足。有效的治理有赖于客观上技术条件的进步和主观上治理模式的适配。Web3.0解决了技术上的障碍,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选择,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亟待治理模式的转型。
  其一,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具有高度开放性,价值理念需从管理走向治理。传统管理理论是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强调国家在社会运转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以强制力为保障进行单向度统治,以此达到维持社会有序运转的目的。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和路径依赖的惯性,当网络社会失序现象出现时,政府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和硬法规制,这仍然难以摆脱浓厚的管理色彩。在反思国家中心主义管理模式的基础之上,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管理以及相互协作,以此来促进管理的法治性、公正性、效能性、回应性和可接受性。随着技术藩篱的不断突破,愈发开放的网络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渗透性、过程性和回应性的治理,单向度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合高度开放的网络社会了。
  其二,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单一主体治理需向多中心协同治理转变。互联网的技术设计本身就具有多节点、无中心性,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节点比其他节点更具优势地位,“网络在结构上最大的影响是分权;人和事都不再依赖一个中心点彼此连接”{4}。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至少存在着管理者、网络运营商、网民、网络组织等多个主体,这些主体之间既相互耦合又相互独立,具有明显的“去绝对权威”的特征,每个节点、组织都有权发布信息、制定规则,多个权威中心的态势正在形成。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单一主体治理难以为继,不同网络社群之间通过相互竞争和相互协作来维系网络社会的自发秩序。不过,多中心主体之间的无序竞争可能会造成网络社会的混乱,所以要推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协同治理,尤其要“注重发挥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协同作用”{5},从各个治理主体的自治自管转向共建共治。
  其三,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具有高度风险性,亟待治理策略从压力推进转为问题导向。网络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多样态的复合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时空高度压缩、参与主体虚实交融让不确定性成为网络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网络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险的多重冲击,线上线下的紧密联系让网络社会中的风险开始逐渐向现实社会蔓延。传统的治理模式由于自身存在着滞后性和回应不足的缺陷,往往容易忽视那些未成气候的诉求和风险,只有当风险逐步外化、形成强大的压力之后才会被政府纳入治理范畴,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应对策略。网络社会无处不在的风险需要主动、积极的秩序维护者,政府治理不能依靠以往的压力推进,而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积极回应,化解公共危机。
  治理模式的转型意味着治理方式的变革,一种与硬法治理方式相对应的软法治理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从表现形态看,软法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国家主导型的软法,其主要由国家机关主导制定的政策、通知及指导意见等软法文件与成文法中的“软法规范”构成;二是社团主导型的软法,其主要由组织化的社团所制定的自律规则、专业标准等规范构成;三是公众主导型的软法,其主要由非组织化的公民针对其所组成的社群而制定的社群规则或行动纲要等构成。从法的核心属性即规范性来看,软法亦法。尽管硬法与软法同样具有规范性,但在法律责任的实现上二者有着显著的差异:软法主要以网络社会成员之认可为基础的自我约束来实现软法责任,而硬法则是以公权力机关的单方命令形式来实现硬法责任。软法的约束之所以能得到遵从,其主要源于网络社会成员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软法的作用机理而产生的多方合意,而硬法的效力基础来源于国家主权的授予。在这个意义上,软法与治理理论具有内在关联性。在价值理念上,软法蕴含的协商、合作等价值与治理理论所倡导的民主、平等、参与等理念不谋而合;在制定主体上,软法没有特定的制定主体,主要依靠合意、认可而得以生成,与治理理论主张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软法运行方式的非强制性与治理理论中的柔性治理、协商治理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软法可以作为治理的一种具体手段,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和确立。
  三、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软法的生成和作用机理
  (一)网络社会中软法的生成机理
  1.软法生成的内生性因素
  社会治理对软法的需要并非天然的,正如网络社会治理模式的沿革是随着网络社会基础变化而进行的一样,其对软法的需要也是随着社会共同体的逐渐成熟而产生的,是网络社会共同体成员“社会化”的结果。随着社会成员个性与能力的不断完善、社会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及社会中主体的平等成为必然,这也为软法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内生动力与能力,其具体可分为成员间的互动、利益的分化、主体的平等。
  一是成员的互动。软法产生于社会成员在互动中经验的积累,是成员间互动的产物,“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最终逻辑归宿”{6},是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共识的凝聚。软法作为法治的重要部分,其制定、施行和保障都是以社会共同体中成员间的交往为中心而展开,并逐渐常规化。就这个层面而言,软法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应然的制度创制过程,而是实然层面上的社会发展,人们在不断交往中积累的经验为软法提供了生成的土壤。
  二是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使软法的形成具有可能性,单一的利益主体与同质的利益诉求无法形成软法,并且也不需要软法对这种利益关系进行约束。同时,利益的分化也使得软法的形成具有必要性,利益诉求上的差别导致不同的利益主体在面临同一问题时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7},可能产生激烈的价值冲突,特别是网络社会公众参与的无门槛性加剧了这种价值冲突,为使多元价值得以共存,主体间的协商及软法的产生成为必要。
  三是主体的平等。软法产生于“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主体的平等是“去中心化”这一社会所内含的,其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被同等看待,具有相同的表达见解的权利”{8}。在主体的身份上,平等性是软法包容、吸收不同利益的前提,这里的平等是指对参与主体本身没有等级或身份等额外的限制,参与主体的身份仅来源于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涉。从动态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断吸纳其他相关利益主体进入的过程,也是软法的开放性之所在。在主体的参与上,相较于硬法需要具备相当权威的机构来制定,软法在多元主体协商的过程中即可生成,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平等的考量,这不但是软法协商性的基础要求,也是相关利益主体能够有效参与软法治理的前提。
  2.软法生成的外在性条件
  软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仅由内生性因素所积累的制度资源是无法促使其成型的,其形成还需要外在的社会基础的推动。软法生成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制度供给的需求、风险规制的压力和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型。
  一是社会制度供给的需求。硬法的滞后性致使其无法跟上新兴领域拓展的速度,这部分的制度真空需要有法律来进行规范,这种规范供给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软法的生成。并且,硬法制定还存在着成本高、数量少、供给能力有限的问题。以中国为例,硬法的数量在法律体系中所占比例较小,其中的法律、法规、规章只有3万多部,不足万分之七,而软法则占99.93%{9}。可以说,硬法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分散的“岛屿”,被软法这个“深深的海洋”所包围{10}。也正是基于此,软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即为缓解规范需要与规范赤字之间的矛盾。
  二是风险规制的压力。Web3.0时代网络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个人的风险承担能力均有限,单一的社会主体无力应对这种高度的风险。这种由问题导向的客观压力迫使社会中的各方主体不得不去探寻一种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而软法作为一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治理工具,能够以其平等沟通的决策机制降低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并增强规制的可接受性{11}。这些特性使得软法能够契合现代社会风险规制的需要,外在的现实压力刺激了软法的生成。
  三是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型。正是基于社会基础的变化,国家治理理念从原来单向度的静态管理理念转向一种多元互动的动态治理理念,软法理论的兴起契合了治理模式转型的需求。同时,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型也为软法从理论转向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引导环境,以国家权威及硬法来诱导、激励、规范软法在网络社会中生成。
  (二)网络社会中软法的作用机理
  软法并非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而是依赖于社会层面的软约束力。这种软约束力的作用机理可分为自我规范机制、利益导向机制、组织规训机制和硬法指引机制。
  其一,自我规范机制。软法作用的发挥很大一部分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范。这种自我规范是共同体成员基于对自身在集体中地位的认同及对于集体的依赖,从而主动遵循软法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在第一个层面上,共同体成员对集体地位的认同是基于其权利与责任的合理划分而产生的,这种权利与责任的明确不单是个体地位的明确,同时也将促使成员产生对集体的归属感与责任感,Web3.0的即时、便捷沟通技术为促成成员间的“连带关系”提供了技术支持,形成了特殊的网络社群组织(如微信群、QQ群、微博超话社区),产生了相应的软法规范,作为个体的成员因对社群的认同感而更有动力主动去遵守这些规范。在第二个层面上,当共同体成员对集体产生认同后,对集体交往的依赖将促使共同体成员因害怕违反这种软法规范而被集体所排斥,“人们对软法的遵从更多的是受到道德劝说和自我规范的影响,特别是害怕在共同体中被边缘化、排斥或被驱逐”{12}。
  其二,利益导向机制。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本质上来说,法的约束力源自一种利益导向,并且这一点在软法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它是利益多元主义的产物。软法在强制性上不同于硬法所依靠的国家强制力,它的强制性基础在于其对共同体成员利益的尊重和包容,这种以包括了物质或精神的利益为激励的机制是软法效力的本源{13}。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可以通过对数据的立体分析实现利益可视化,“求同”利益催生了成员间普遍遵循的软法规范;另一方面,语义分析技术能够智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利益偏好,若“求异”利益得到满足将会极大激励成员自觉主动践行软法。一套行之有效的软法规范既能够体现共同利益,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容和吸纳个体利益。
  其三,组织规训机制。软法的主要存在形式是社会共同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例如网络社区制定的社区公约、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实施虽然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共同体依据其组织化的内部权力来对违反其规定的成员施以规训,例如警告、踢出组织、扣除信用积分等。这种共同体内部的规训措施有着类似于硬法的强制力,但不同于硬法强制力的广泛适用性,其一般在相对狭小而具体的共同体范围内发生作用,不过,随着未来数据的互通和共享,这种规训对成员产生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增大,若在某个组织中违反了信用管理规定,可能在其他组织中也会遭遇同等待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组织规训只有在其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得到宪法、法律的明示或者默示认可的情况下,才具有合法正当性{14}。
  其四,硬法指引机制。软法的治理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但却不排斥并且也需要硬法对其进行指引。通常,软法作为共同体制定的自治规范,其效力只作用于其内部,但其效果却可能会发生外溢,从而影响公共利益。特别是在网络社会中,主体有着较强的流动性,网络社会中的共同体所制定的内部规范往往会对不特定的外部公众产生影响,例如互联网行业协会所制定的行业标准,虽然效力止于行业内部,但却对行业所针对或服务的广大群众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即需要由政府以硬法的方式间接地予以指引,为软法的制定设立框架,要求软法在运行中将共同体外部相关的利益主体纳入协商、合作范围{15},防止软法在运行的过程中逾越国家法授予的权限、损害他人的利益。
  四、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实现软法治理的应然路径
  (一)明晰网络社会治理中软法的目标和定位
  治理目标的确立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不同的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价值理念,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治理目标。从网络社会不同治理模式的对比可以看出,传统硬法治理模式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网络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稳定,同时还承担着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宣传的政治任务。诚然,秩序价值的实现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网络社会存在着各种非传统的安全隐患,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网络主权安全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均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底线,守住这个底线也是各国进行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
  然而,自由价值是网络社会实现善治的终极目标。网络社会治理若只停留在维护网络安全和稳定的层面,势必会造成风气僵化、发展动力不足的局面。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并不冲突,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选择,刚性的硬法治理由于规制方式的局限性,常常无法兼顾自由与秩序,而软法治理是一种渗透性治理,正好能够架起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桥梁,为实现“有序的自由”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Web3.0时代的网络社会具有高速发展的特征,各类新鲜事物的出现让软法能够得以生长,相比硬法而言,这些新生的软法涵盖的范围更广、作用更大、数量更多、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更强,在硬法规制空白的领域,这些软法可谓是新秩序的建构者。因此,软法应该成为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基石”,发挥基础性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软法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表现为其载体形态纷繁、公信力不足、约束性不强等,需要硬法提供框架性、原则性支持。总之,硬法和软法两者的良好互动才是实现治理目标的关键所在。
  (二)规范网络社会中软法制定的主体和程序
  其一,软法制定的主体和权限范围需要受到约束。一方面,由于制定主体的多元性,软法规则中往往蕴含着某种利益偏好,存在侵犯他人权利的现象,例如某些电商在营销中制定的各种营销手段、竞价策略、不公平免责条款等都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损害,这些需要硬法提供保障,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软法设立权责的范围不明确,可能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不良影响。有的软法规范中出现了对公民违反义务将施加惩戒的条款,这些设立惩戒权的主体应当要有明确的授权和依据。
  其二,软法制定的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由于软法的制定游离正式立法之外,在制定程序上大多不够规范,为了预防其突破正当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底线,违背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政府和行业组织应当通过制定标准、规则等方式促进软法制定程序的规范化,建立平等的协商、表决机制,推动软法制定的民主化;完善意见征集程序和专家论证程序,促进软法制定的科学化。
  (三)构建“柔性”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其一,制定灵活多样、平等的软法规则。纠纷的有效解决首先有赖于一个权利义务平等、适用方式灵活的规则。在互联网细分领域越来越多、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硬法制定的规则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外围保障,而无法深入内部,以最高效、最妥当的方式处理纠纷。现在,部分平台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软法规则作为化解纠纷的依据,《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规范》和《微博社区公约》中均有关于人身、财产权益纠纷的相关内容。
  其二,建立多元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随着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每年大量的纠纷不可能全部进入诉讼程序,来自域外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ODR突破了传统纠纷的地域管辖限制,只要接入互联网便可以申请ODR解决,可以选择通过网上仲裁、网上调解、网上交涉、网上投诉等多种方式来解决纠纷。Web3.0为我们建立网络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一些平台建立了自成体系的纠纷解决渠道,如微博的投诉举报机制、信用积分管理等,都为化解用户纠纷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也有部分地区的法院积极探索涉网案件的审理方式,例如,杭州建立的互联网法院,构建了前置性指导化解、ODR平台、第三方调解、诉讼等多层次、多元化的涉网纠纷解决体系。
  其三,进一步优化纠纷处置程序和反馈机制。网络沟通的即时性缩短了纠纷反馈的时间,公众期待纠纷处置机构能够简化程序、优化规则、减少流程,软法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相比硬法来说要更加灵活快捷,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纠纷处置的效率,简化流程,实现即时反馈。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16AZZ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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