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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T. Jackson:全球公司治理:软法与名誉责任 


本文是Kevin T. Jackson教授发表在2010年《布鲁克林国际法杂志》上的一篇长文。


文章的简介部分,概述了由于全球化的原因,非政府力量在型塑全球治理的能力上得到增强,这种力量能够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遏制公司的有害行为。自愿的私规制(或自愿的私规章,voluntary civil regulations,regulation在本文中同时是规制和规章的含义)将在全球公司治理方面产生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软法”或“准立法”,自愿的私规制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政府在全球治理上的作用。作者认为软法是作为一种约束公司行为的新机制,因为公司不得不考虑其名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公司社会责任:范式”中,作者先简介了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历史,随后界定了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等概念,并指出它们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当前公司治理对于社会责任回应的不足。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公司全球治理”中,作者先批评了当前公司治理的“单调治理模型”(Monophonic Governance Model),随后介绍了“复调治理模型”(Polyphonic Governance Model)。在这种治理模型下,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已经不是公司法人的唯一目标,而着力于同广泛的相关群体通过一种宽泛定义的公司使命建立关系,将商业作为一种满足众多社会功能的事业看待。在这种模型的视角之下,全球治理也有了一种额外的理论基础——“整合性社会契约理论”(integrative social contracts theory,简写ISCT)。该理论克服了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对于社会面考量的不足,提出了两个关键概念:超规范(hypernorms)与道德自由空间(moral free space)。超规范作为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所接受的一种规范,它们是包含直接基于人类存在本身的跨文化价值的规范,包括所谓全球性主流宗教的律法和大部分基本人权;道德自由空间则是经济共同体所接受的规范存在不一致性的空间,但只要一种规范不与超规范相冲突,它们就可被认为是正当的。规范之间冲突的问题,由决定哪种规范为主导性正当规范(dominant legitimate norms)来解决。由此,通过ISCT进行全球治理,可以基于这两个概念,分别通过硬法和软法进行。


在文章第三部分“全球私规制之制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私规制,在这里私规章与软法被等同起来。私规制基于人权实践、劳动条件、环境维护和共同体发展,通过私人、非国家力量和各种市场机制来调控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在这里软法得以发挥重要作用。作者介绍了私规制的背景和特征,指出当前国家与市场、公与私、传统与自治机体结构的交融,已经取代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科层性规制方式。私规制被包含进一种“私人——非国家——市场”规制结构的三角权威之间,它们是“软法”或“私法律”(private law)的产物,而非源自国家在法律上可执行的规范。软法赋予跨国性非国家活动者(transnational nonstate actors)以权力,使得“私”的部门披上了更多“公”的色彩。私规制的形式包括自愿自我规制(voluntary self-regulation)、公司内部和跨业合作(Inter-Firm and Cross-Industry Cooperation)、合作规制和股东间伙伴关系(Co-regula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等。私规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政府在公共行政中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私协议和软法的力量,经常延请非国家活动者去形成规制标准。作者随后指出了为什么全球商业要依靠自愿规制的原因:一是它能迫使公司顾虑名誉损失,二是它能有效补充政府规制对于跨国公司所不及的生产和供应环节。
在第四部分“名誉责任机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这种机制的功能和实践运用。名誉责任机制也是一种法律责任,公司遵守软法,为的就是保护它们无形的名誉资产。名誉责任的要素包括作为其前提的私规章、评估私规章落实情况的执行机构与服从规章的激励(名誉奖励或名誉制裁)的存在。在具体的实施机制中,名誉机制需要借助多个言论场所(forums,不是实体的“论坛”),主要包括商业论坛和公共舆论。作者以尼日利亚的一宗丑闻为例,展示了名誉机制的重要功能。名誉机制有着自己的传播网络,可以迅速传达名誉变动信息,从而达到规制效果;它是动态的,其要求在历史上不断提升。


在第五部分“批评与回应”中,作者回顾了几个主要批评,包括批评者认为全球私人治理和CSR被当做万能药、私规章太“软”、与基本人权有关的CSR应被看作强制性的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会将西方的私规制看作对他们发展的一种负担,等等。作者认为,在人权方面,私规制要比政府间条约产生更有力的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厂商而言,不遵从CSRd 要求,意味着他们存在很多错误的行为;而他们遵从CSR的要求则最终会为他们赢得名誉资本,这应当被认为是一种长期性的竞争优势。


在结论中,作者总结了本文的观点,概括本文为描述由名誉资本支持的当代全球治理所作的努力。最终一针见血地指出,名誉责任将继续填补国家规制与私规制(“软法”)之间仍在日益扩大的缝隙。


本文见解独到,事例鲜明,建构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框架,并有效地解释了当代全球治理的实践;对名誉资本和名誉责任的思考也独具一格。这些都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编译/王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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