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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庆坡: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协同研究

作者简介:魏庆坡(1984-),男,河北邢台人,法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法、国际环境法。

 来源:《河北法学》2019年第6期 

摘要:《巴黎协定》开启了国际气候合作新局面,缔约方提交“自主减排贡献”中的减排措施暴露了与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潜在冲突。GATT/WTO的非歧视性原则、一般例外条款、以及TBT协议和PPMs等都与《巴黎协定》缔约方气候减排措施和潜在边境调节措施存在兼容性问题。基于GATT/WTO的具体规定和过往案例裁决,从“同类产品”,东道国规制权、技术转移等方面分析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协同思路和对策,并提出后续应从立法协调上提升贸易与气候政策的兼容性。
关键词:气候变化;国际贸易;巴黎协定;减排合作;温室气体
  
  进入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极端高温、美国罕见风寒等极端天气频现,气候变化再次引起全球担忧,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依据资源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促进了各国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尤其贸易规则体系的构建加速了经济贸易全球化,增进了全人类的福祉。但是,基于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尤其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有些人提出国际贸易或经济的快速发展助推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攀升{1},也有学者提出国际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对不同国家进行具体分析{2},如OECD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但非OECD国家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明显增加{3};国际贸易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短期增加从长远来看也可以抵消未来排放{4}。虽然基于思路、方法、数据等差异,学界对国际贸易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众说纷坛{5},莫衷一是,但是随着各国逐步转向环境友好政策,气候减排制度与国际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才能得到解决,《京都议定书》(KP,简称《议定书》)由于仅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强制减排任务,并豁免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减排义务,美国依此为借口宣布退出,致使国际气候合作受挫。对于履行《议定书》的国家,减排引发了对经济发展速度、竞争力和碳泄漏等争论,有学者提出要对来自其他未采取减排安排国家的企业产品征收边境税以补充由于实施减排产生的成本{6}。经过各方艰苦谈判,联合国气候大会于2015年12月通过一份囊括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文件—《巴黎协定》,开启了国际气候合作新局面。但是,《巴黎协定》尊重差异性导致保障条约实施的环境条款的缺位,强调主动性致使为实现气候变化承诺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办法缺失。2018年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开始对《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进行讨论,各方对其国内减排政策对贸易竞争力和公平问题产生了分歧,引发了后巴黎时代对气候减排制度与贸易规则体系之间潜在冲突的质疑和担忧。
  一、问题的提出
  事实上,气候减排制度和国际贸易体系历来都在小心谨慎地维护各自的调整领域,双方都担忧对方的“侵入”将会破坏自身已有的规范体系{7}。无论是《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协定》(WTO)、《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亦或2018年《美墨加协定》(USMCA)都没有将气候变化相关融入其中。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或《议定书》,抑或2015年《巴黎协定》也没有涉及国际贸易规则安排。为应对持续严峻的减排形势,确保气候减排的有效性,《巴黎协定》依据“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互融的思路,强调减排主动性,赋予各国自主安排减排政策。宽松合作机制有助于达成协议,但对贸易相关问题的“有意”忽视导致其与国际贸易规则潜在冲突的问题难以回避,尤其当前一些 WTO争端牵涉到缔约国的环保法规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8}。因此,本文以《巴黎协定》确立减排体系框架与国际贸易规则的潜在影响与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改善和提高当代和未来人类福利水平的共同目标下,分析气候与贸易两个体系的协同与整合,为避免问题讨论泛化和合理确定问题边界,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后巴黎时代气候减排政策在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下影响与协同研究。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国际贸易与国内环境问题(Grubel,1975;Siebert,1977;Dean,1991;Copeland和Taylor,1994等)。在上世纪90年代《公约》和《议定书》通过后,气候变化开始成为国际经济政治谈判和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也代表了环境与贸易问题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气候行动和贸易规则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际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国际贸易对碳排放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Gross-man和Krueger(1991)将贸易对一国环境的影响进行分类,并建立了贸易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9};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但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Copel-and和Taylor,1994){10};基于“污染避难所动机”,由于减排政策不对称导致高排放产业国际转移(Babiker,2005){11}。Peters{12}(2011)和张文城等(2014)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内涵碳差异显著{13};尤其在TTIP背景下,中国的排放总量和强度都有所提升(余丽丽等,2017){14}。
  (二)《议定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议定书》缔约方减排承诺引发其对国内产业竞争力和碳泄漏的问题担忧,为平衡产业竞争和确保减排有效性,边境调节税(BTAs)和碳关税都被提了出来(Ismet等{15},2007;张友国{16},2015);其中BTAs很有可能导致反倾销措施,因此很可能催生贸易保护战。在《议定书》“三机制”下,也有学者对情节发展机制(CDM)等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展开了研究(杨兴{17},2005;冷罗生{18},2009) 。
  (三)边境税与GATT/WTO关系。囿于环境条款模糊性,GATT/WTO在判定环境政策是否符合其环境条款时存在困难(Doe11e{19},2004),这导致气候行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其中Cosbey等{20}(2007)认为惩罚性关税等边境气候政策很难得到WTO规则认同,不符合WTO功能定位和理论基础{21}。但学界对与碳排放相关的BCAs未有一致看法,有学者认为符合WTO规则(Biermann等{22},2005;Horn等{23},2011);而Quick{24}(2009)和刘冰等{25}(2013)则对此表示怀疑。目前,共识是BCAs的具体设计和运行将决定其是否与WTO规则具有契合度{26}(Weber,2015) 。
  总体而言,当前针对气候行动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对《议定书》与WTO的相容性和相符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在二者协调方面给出了一些建议(Olawuyi{27},2014)《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迈入新阶段,确立硬法、软法和准义务规则的三重义务构造。在缺乏保障条约实施的贸易条款,且没有规定缔约方实现“自主贡献”的具体方法,容易引发与贸易规则体系的潜在冲突。当前《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为后巴黎时代推进贸易与气候变化议题提供了可能,应趁机强化气候减排制度和GATT/WTO规则的协同性。
  二、《巴黎协定》开启国际气候治理新模式
  2011年德班气候会议上,南北双方同意在《公约》的基础上设定“德班平台”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公约》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2015年12月,《公约》缔约方第21会议于法国巴黎通过了涵盖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透明度的《巴黎协定》,在继承《公约》框架体系的基础上,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奠定了全新的框架体系。
  (一)确立“双轨制”的混合机制
  在约束机制上,汲取《议定书》缺乏长期减排目标导致第二履约期迟迟未能实施的教训,《巴黎协定》第2条设置了总体减排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总体减排目标设定之后,《巴黎协定》并未对缔约方制定具体的规制指标或减排参数,而是在程序上规定了五年盘点的“楔形”程序机制。依据缔约方提交的“自主减排贡献”(INDC),评估各方的减排实际和本协定宗旨和目标的实现情况,激励和促使各方调整和加强其“自主贡献”力度和行动力,强化国际减排合作,进而实现总体减排目标。这种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通互融的单元层次合作机制有别于《议定书》,“自上而下”的体系合作,更加注重个体差异性,运用责任和道义激励来实现和完成长期减排目标。
  在减排主体上,《巴黎协定》取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摒弃了《议定书》的附件清单,废除了“特定国家+时间表”的强制减排模式。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注重缔约方的减排主动性,但也照顾到了一些特殊缔约方,如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通过“自主贡献”赋予缔约方减排主动性和自主性{28}。同时,治理主体从国家转向多层次主体。早期气候大会主要是主权国家参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很多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开始介入谈判议程。《巴黎协定》首次正式肯定了这一做法,将很多非国家行为体也纳入进来{29},激发和鼓励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
  盘点机制上,《巴黎协定》侧重“自上而下”的督促机制。基于缔约方“自主贡献”的自愿性能够激发更多主体参与减排,但隐忧则是单元层次减排总和依然难以满足总体减排目标,因此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核算和遵约机制,借助五年盘点机制以提高减排有效性,防止缔约方减排承诺倒退的“楔形机制”来约束各方调整和强化自主贡献以实现全球减排目标。
  (二)自主减排贡献的强制性与自主性
  《巴黎协定》奠定了全球气候合作新的义务构造范式,如第15条规定构建一个机制“促进执行和遵守本协定”,具体包括各方提交的“自主贡献”属于公开文件;技术专家对缔约方执行和实施“自主贡献”的承诺进行评估合算;对各方履约进行盘点促进全球减排目标实现;最后通过一种委员会通过“透明、非对抗、非惩罚性的方式”行使职能。所以,《巴黎协定》开启了“国家自主减排+定期盘点”的单元层次减排模式。其中,编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接受核算评估等是各方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30},凸显了程序规制的法定性和强制性。但是,缔约方在减排方案的力度和形式上享有自主性和自由性,体现很强的个体属性。
  作为基础性文件,各国提交的“自主减排贡献”自主性体现在约束目标的多元化,如约束目标、行动政策和其他措施的差异化明显。截止到2018年底,一共有165名成员提交了自主减排贡献,有四分之一提出要采取绝对削减目标,将近一半提出相对削减目标,将近四分之一没有提出任何可量化的目标,这一方面导致量化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各国减排政策的多元化{31}。同时,将近一半成员明确表示将通过人网补贴等财政激励措施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三分之一表示将会优化生产过程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三个成员提到将会实施碳税;两个成员将会对进口高耗能的产品使用标签标注{32}。通常而言,INDC这些减排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生产过程、提升能效,以及强化固体废弃物管理,将直接影响一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因此,缔约方不仅在《巴黎协定》项下的自主减排贡献方案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在选择减排政策工具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任意性。显然,对于缔约方提交的减排措施中,无论是碳税和财政补贴,还是能效标准与可再生能源政策,这些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政策必然会与GATT/WTO贸易规则产生关联。
  三、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与气候减排措施协调问题分析
  应该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正是两个体系基于对彼此的“尊重”,《巴黎协定》并未与GATT/WTO或区域贸易协定直接相悖,而且气候变化行动安排与贸易规则及其相关判决都表明履行《巴黎协定》项下的减排义务并不能认定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冲突。但是,成员国也应察觉到自主减排模式下的国内气候政策和能源措施是否符合当前GATT/WT0规则要求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非歧视性原则遭遇气候减排措施的挑战
  作为市场经济“公正”原则在WTO中的具体化,非歧视性原则也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该原则是GATT/WTO构建的基石{33},强调优惠待遇与贸易政策都要“内外无别”(国民待遇原则)和“外外无别”(最惠国待遇原则)。
  为防止因应对气候变化而导致“碳泄漏”和相关产业竞争力下降,采取碳税或碳交易体系进行减排的缔约方可能会对来自未采取相应减排措施的外国进口“同类产品(Like Prod-ucts”征收碳关税{34}。也有可能是进口国基于进口“同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对一个出口国征收高于另一个出口国的碳关税。依据之前GATT/WTO裁决案例,在界定“同类产品”的时候,争端解决机构更多关注是产品的特点、使用、消费偏好[1]、关税目录分类等[2],而非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就产生了对当前WTO中“同类产品”认定标准和适用的一些挑战,进而影响非歧视性原则适用。
  对于国民待遇原则,自2010年至今,WTO已经审理了五起关于可再生能源贸易纠纷案件,如前所述此类纠纷主要关于当地成分要求、补贴、激励、金融、税收和土地等支持措施{35}。在印度太阳能争议措施案件,WTO上诉机构于2016年9月维持了专家组认定争议措施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和当地成分违反的认定。同时,在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中,专家组认定表面上属于中性的电价补贴项目也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即使参与补贴是基于私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同[3]。同时,在认定国民待遇中,国内措施不能将进口产品相比国内产品置于“较差的待遇”(Less Favorable Treatment),此处“较差的待遇”遭遇某国节能减排政策将会导致难以应对情形,例如一国将进口的低能效的同类家用电器与国内生产同类家用电器视为不同产品。
  因此,通常WTO裁决中“同类产品”面临着竞争性和可替代性标准,在气候变化语境下,即使面对同样的消费者和同样市场竞争,但能否将生产过程或产品相关的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差异作为区分标准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同时,对于“较差的待遇”一般是禁止对“同类产品”采取措施进口产品处于竞争不利地位。在气候变化情景下,可以基于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来给予进口产品差别待遇,但也导致非歧视性原则面临着不同于传统标准对产品属性和门类归类的挑战。
  (二)GATT一般例外条款对气候减排措施的限制
  为尊重缔约方的规制权,GATT第20条作为“一般例外条款”赋予了成员国采取具有特殊价值措施的豁免权,即使成员国的措施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但仍然可能获得法律支持。第20条序言要求禁止武断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对国际贸易构成隐蔽限制;其中(b)项要求措施必须是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要的措施;(g)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并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的措施。而且,(b)项要求缔约方国内的气候措施对贸易限制只能以“必要”为限,要求不存在其他与GATT相契合的合理措施[4],这不仅平衡了缔约方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还限制了缔约方的环境规制权。(g)项的“相关性”要求该措施必须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5],并且要求符合第20条序言的要求。
  基于“欧共体石棉案”、“韩国牛肉案”和“巴西废旧轮胎翻新案”等裁决中WTO将成员国在第20条项下的国内适当规制权予以认可{36}。这就为缔约方减排措施的合理性提供了发了可能和空间,但援引第20条并非易事。除了序言的要求外,(b)项需要通过“必要性”检验,(g)项要求措施与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且对国内措施一同实施。这些限制措施对于《巴黎协定》缔约方单边气候措施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两项都强调气候措施的实施目的,(b)项要求评估措施的贡献大小,(g)项相对宽松,但如何评估和检验这些气候措施的减排贡献或成效应视具体措施而定。
  除了GATT具体规定外,基于贸易与环境复杂关系,以及出于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警惕,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无意设定一个具体标准,只是在个案中寻求小心寻求公正。例如在美国一海虾一海龟(Shrimp-turtle)案中,上诉机构对第20条进行通常意义的解释,但仅限于个案。贸易措施只有在具体条件下才能正当化与上诉机构自由裁量权的灵活性,为碳交易体系和边境税等气候贸易政策的“合法性”认定增加了不确定性。
  (三)TBT协议和PPMs对气候减排措施的影响
  作为WTO管辖的一项多边贸易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协议)旨在降低成员利用技术措施形成贸易壁垒的强度,促进人类健康和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PPMs是产品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Process &Product Methods)的一种环境标准,旨在表明某项产品生产过程或方法是否属于环境友好型。从贸易角度看,PPMs可能是一种不透明贸易壁垒措施,但从气候变化角度看,PPMs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某项产品生产过程和方法中的节能要求具有促进作用{37}。TBT和PPMs似乎专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打造的环境政策工具,尤其 TBT中的标签要求。但是,在GATT/WTO案件中,上诉机构尤为关注GATT第20条规则标准,即注重该标准对贸易限制的程度,以及其对实现目标的贡献程度,并且要考虑其他可行性措施的影响与成效{38}。
  如上所述,《巴黎协定》不同缔约方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这表现为缔约方基于“自主减排贡献”在不同行业部门制定减排的特定措施,但如何进行跨行业领域措施进行对比呢?从WTO法律来看,一个行业上施加的措施能否与另一个行业上的措施相比,甚至进行抵消是存疑的。因此,A国基于《巴黎协定》下的“自主减排贡献”采取单方减排措施,B国尊重A国减排措施,但并未采取与A国同样的措施,如何协调这些措施都是“自主减排贡献”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气候变化行动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协调路径分析
  气候与贸易两大领域的目标、方式、体系、术语等存在较大不同,这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流、谅解与合作。但是,从1947年 GATT前言“充分利用世界资源(develop the full use of theresources of the world)”到1994年《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提出“为可持续发展优化利用世界资源(the optimal use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体现了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重视。当然,作为《巴黎协定》的框架基础,《公约》第3条也提出“各方应通力合作促进国际经贸体系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宗旨和目标的相通体现了双方之间存在一定协调的共识与空间{39},应秉承最大化贸易方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小化两个体系之间的冲突的理念来推进协调对策研究。
  (一)非歧视性原则与气候减排措施的协调对策分析
  基于上述,非歧视性原则与气候减排措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同类产品”和“较差的待遇”两个层面。GATT/WTO“同类产品”主要是四个标准:物理特性、关税分类、最终用途和消费者偏好[6]。关乎产品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的PPMs,如某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并不影响上述四个对“同类产品”的判断标准。但是,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会对“消费者偏好”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同类”的认定。
  一旦“同类产品”认定完毕,违反涉及“较差的待遇”的国民待遇原则的情形就会被证明{40}。当然,GATT第3条禁止对进口的“同类产品”实行“较差的待遇”,但也并不要求完全相同的待遇。争议措施是否产生“较差的待遇”完全取决于该措施及其在市场中影响的分析,仅仅存在差异并不一定得出存在“较差的待遇”,此类不同待遇也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在WT0争端机构基于个案认定的情形下,相对于其他产品,对某些进口产品更多优待并不能解决此类问题。
  根据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牵涉产品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不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这样的贸易措施基本不会存在,除非温室气体排放与终端产品的物理特征相关。因此,在上诉机构对“同类”并未有明确的界定,基于产品生产过程的限定,只要该类限制定位于产品的物理特征和市场竞争力。当然,即使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基于PPMs限制贸易的环境措施应该获得认可,依然可以借助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获得合法豁免。
  (二)GATT一般例外条款与气候减排措施的协调对策分析
  基于过往案件裁决,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肯定了成员国具有制定环境保护措施的法定权利{41}。为履行《巴黎协定》项下的“自主减排贡献”,各个缔约方会采取多个减排政策工具进行减排,如碳交易体系、碳税、能效政策等。基于防止碳泄漏和产业竞争力方面的考虑,一些缔约方也会考虑出台单边气候贸易措施,碳边境税等。
  当前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已经形成共识,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可以直接援引20条(b)项,但必须通过“必要性”检测{36}。在“巴西废旧轮胎翻新案”中,上述机构在审查替代措施中认为替代措施不同于辅助措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政策工具中,各个措施之间相互作用,因此气候贸易措施国可以反驳原告所主张的替代措施属于辅助措施,而非必要性标准中所指的替代措施,证明气候贸易措施的合法合理性。
  在美国汽油标准案中,上述机构认为清洁空气属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的(g)项中的“可耗尽的自然资源”{42}。早期,专家组只是倾向“可耗尽的自然资源”的通常含义,而没有考虑其他环境条约。后来,专家认识到空气虽然是可再生的,但依然属于可耗尽的。当前,《巴黎协定》各方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这可以支持专家组保护大气环境需要第20条一般例外支持的推理。
  (三)TBT协议和PPMs与气候减排措施的协调对策分析
  WTO体系中应融入更多PPMs推动减排,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安排,因为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措施是不公平和不现实的,将让自己国家的经济处于不成比例劣势。因此可以考虑将PPMs与《巴黎协定》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相结合,这不仅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强化环境标准,同时也可以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如上所述,对设备设施进行标注是“自主减排贡献”中一个减排措施,标签表明能效标准,这是产品物理特征的一个种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还很少有国家强制标注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可能有人会质疑此类要求不是最后产品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不属于产品的物理特征。但是,基于当前国际社会对削减温室气体的共识,将生产过程中排放更多温室气体的产品与其他排放较少产品不列为“同类产品”具有可行性。因为若很多人不在意产品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多少,那么全球减排将丧失意义。当然,这样的规则还应考虑透明性和公正性,确保此类要求能够长期有效进行。
  此外,对于边境调节税措施,虽然WTO规则允许调整间接税[7],但是一国借助碳交易体系进行减排而产生的成本能否属于间接税存在争议,尤其是碳交易体系通过“祖父条款”进行免费配额发放引发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质疑。目前,唯一具有可行性的是从WTO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的(g)条寻找突破,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虽然边境调节税对控排体免费发放配额和其他辅助方法将使该措施在WTO履约上存在瑕疵,但是它确实在缓解产业竞争力方面拥有优势。
  结语
  不同于《京都议定书》“部分国家减排+时间表”的分类减排安排,《巴黎协定》开启了“国家自主减排+定期盘点”的单元层次减排模式,奠定了国际气候治理新模式。作为的基础性文件,“自主减排贡献”是《巴黎协定》实施的基础性文件,各缔约方有法定义务提交“自主减排贡献”并接受盘点,但对其“自主减排贡献”内容享有自主性。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似乎都基本以互不干预的方式各自独立发展。但随着国际气候合作的拓展,尤其《巴黎协定》缔约方提交“自主减排贡献”暴露出气候政策与贸易体系之间固有冲突。基于GATT/WTO多边贸易体系及其案件,结合《巴黎协定》的“自主减排贡献”中的减排措施和其他潜在气候措施,本文分析了这些减排措施与非歧视性原则、一般例外条款、TBT和PPMs等与气候贸易措施的冲突,并提出了协调对策以期提升两大体系协同性。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在后巴黎时代应未雨绸缪,协调与提升气候与贸易两大体系的兼容性和整合性。
【注释】
[1]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可能会依据消费偏好选择温室气体排放较少的产品,这可能会影响“同类产品”的界定。
[2]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Asbestos,AB-2000-11 WT/DS135/AB/R.
[3]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ector(DS412).Canada-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Feed-In Tariff Program(D S426).
[4]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2/AB/R.
[5]Canada-Measures Affecting Exports of Unprocessed Herring and Salmon(Canada-Herring and Salmon),GATT Panel Report,L/6268-35S/98.
[6]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Asbestos,AB-2000-11 WT/DS135/AB/R.
[7]GATT第3条第2款规定:“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不得对其直接或间接征收超过对同类国内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任何种类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此外,缔约方不得以违反第1款所列原则的方式,对进口产品或国内产品实施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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