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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健:法治的刚性、柔性与东西方法治模式的比较


【摘要】本文将法治模式抽象为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两种,对它们的内涵与特点作了分析和比较;认为西方的法治思想和实践比较倾向于刚性法治模式,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法治模式在刚性的基础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柔化;相比较而言,东亚一些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比较重视法治模式的柔性因素,但是过多的柔性因素将会损害法治的效果。

【关键词】刚性法治 柔性法治 西方法治模式 东亚法治模式


法治是一种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在对法治的具体理解和实践上,西方国家与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倾向。这些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人与法的关系的不同看法。人与法的关系包括很多内容,例如人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等。我们从人与法的关系出发,以人的意志、判断、情感和道德品质在法治内涵中的比重以及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为衡量标准,把法治分为刚性模式与柔性模式。概括地说,刚性法治比较排斥人的意志、判断、情感因素在治国方略中的作用,对道德建设也相对地不重视。柔性法治包涵了较多的人的意志、判断和情感因素,也比较重视道德建设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刚性和柔性,都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上而言的,意味着法律制度约束人们活动的程度;刚性不等于严刑峻法,柔性也不等同于轻刑宽宥。
    把法治分为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是一种学术分析和理论抽象。借用韦伯的术语,它们都是“理想类型”(idealtypes),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物。[1]把事物抽象为“理想类型”有助于对现实中的事物进行分析。把法治分为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还可能会引起误解。有人可能认为,柔性法治实际上不过是人治,或者在法治中混入了一些人治的因素,或者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这种意见有些道理。的确,柔性法治如果过于强调人的因素的作用,就可能滑向人治。但是,根据我们对柔性法治的界定,柔性法治与人治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东亚儒教社会中,法治包含了较多的柔性因素,呈现出与西方法治有所不同的东方特色。
    一、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
    在这里,我们将从十个方面比较详细地界定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这两种模式的内涵。为了条理清晰起见,这要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序号加以说明。
    1.就人与制度在治国方略中的作用而言,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的不同之处在前文略有表述。刚性法治相对地不强调人在治国方略中的作用,重视健全、完善的制度的作用,因此刚性法治存在着比较完善、严格的制度。柔性法治在重视制度的作用的同时,也重视人的作用,特别重视良好的政府官员和高素质的领导人的作用,因此柔性法治既重视制度建设,也重视有关人的素质的建设。
    2.就人的需要与制度的关系而言,刚性法治与柔性法治存在着区别。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人的需要的产物,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两种法治模式对制度的态度不同。刚性法治推崇制度的至上权威,把制度看作是非人格化的客观行为尺度,使人的需要服从制度的约束。在这种模式下,人的现实需要只有经过制度的过滤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合理的、正当的需要,如果在制度的禁止范围之内,也必须牺牲给制度的权威。在刚性法治下,人对制度的关系有某种程度的异化,但这种法治模式视这种异化为必要的代价。[2]柔性法治也推崇制度的权威,但是重视理解制度的人文意蕴,不把制度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客观的制约工具,使制度服从人的需要。这种法治模式存在着对正式制度加以变通的可能性。
    3.就法治的一些形式要件而言,刚性法治非常推崇法律制度的一般性(或普遍性)、稳定性以及法律运作的可预测性;柔性法治虽然也要求法律制度的上述性质,但是同时存在着为特殊人群和特殊事项制定的特殊法律,强调法律稳定性、连续性与及时的废、改、立相结合,主张法律的运作要平衡法律规定与社会发展、民意、舆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4.就对法律的局限性的看法而言,刚性法治重视发挥法律在国家机关的公务行为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为法律不仅是国家机关公务行为的唯一标准,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也具有重要的、排他性的作用。刚性法治倾向于忽视政策、习惯、道德对于调整人们行为的作用。
    柔性法治尽管也重视法律的作用,但是比较注意法律的局限性,不把法律看作是调整国家机关以及社会成员的行为的唯一手段,允许政策、习惯、道德等非法律因素影响国家机关的司法和执法行为,鼓励这些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这种法治模式下,道德建设也受到一定的重视。
    5.就对国家机关自由裁量的看法而言,刚性法治倾向于缩减或限制国家机关的自由裁量余地,不认为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的权力;柔性法治则承认国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并赋予它们一定的裁量权力。
    6.就法律实施的体制和方式而言,刚性法治要求专业化的官僚体制,要求这些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人员在实施法律时不看人办事,唯法是从;柔性法治对专业化的官僚体制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在一定条件下允许非法律人员参与法律实施的过程,允许法律实施者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实施法律,重视社会组织例如家庭、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法律实施中的作用。
    7.就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而言,刚性法治要求法律实施者严格地解释法律,不允许通过法律解释来修改或创造法律,要求法律推理是严谨的、自治的过程,不受非法律因素的影响。柔性法治对法律解释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允许一些非法律因素进入法律推理的思维过程。
    8.就诉讼与调解的关系而言,刚性法治重视发挥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的作用,强调依法判决,落实法律的规定,把权利与义务划分清楚;柔性法治在提供诉讼的手段的同时,鼓励人们在一定条件下采取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重视合意,以纠纷当事人的和谐为取向,不以权利义务的厘清为取向。
    9.就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关系而言,刚性法治追求普遍正义,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获得正义;柔性法治要求兼顾个别正义,即实现个案中的正义。
    10.就制约权力的机制而言,刚性法治重视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两种方式;柔性法治允许“威权政府”的存在,在制约政府权力的同时还注重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威信。在柔性法治的权力制约机制中,受到重视的还有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方式。[3]
    这里讨论两种法治模式的不同之处,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程度上的不同。它们都反对反复无常的人治,反对统治者逾越法律、凭借个人的意志和情绪进行统治;它们都要求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依法办事,不循私情;它们都反对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行为,都要求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它们都主张法律制度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都要求法律制度应当公开并在一般情况下不溯及既往,都要求法律制度保持内部的和谐与统一,都要求法律实施者不脱离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解释法律,并反对法律要求人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二、西方法治模式中的刚性及其柔化
    大致在20世纪以前,西方法治的思想和实践都倾向于刚性法治模式。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境况的变化,西方法治模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柔化的现象。我们先谈一谈西方法治模式中的刚性。
    亚里士多德学说是西方法治思想的源头。亚氏推崇一种具有很强刚性的法治。法治优于人治的理由之一就是法律的非人格性质。他说,不仅“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而且“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和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4]人治是人格化的统治,法治是非人格化的统治。由于人性的一些弱点,由于“哲学王”难以出现,所以非人格化的统治要比人格化的统治更公正,更妥当,政体也更稳定。亚氏认为,法治并不排斥人的智虑的作用,---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但是“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人的智虑只能在法律不周详的地方发挥作用,而且须根据法律的精神来弥补这种缺漏或不周详之处。[5]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亚氏认为“法官可以背离法律的字面含义,并像立法者所可能会对该问题作出的处理——如果立法者已预见到可能发生这种独特情况---那样审理案件”。[6]但是查博登海默所引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译本没有表明亚氏明确地允许法官可以这样做,亚氏甚至没有提到法官,也没有谈到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做,他仅仅指出普遍性规定有可能造成个别的不公正。[7]
    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代表人物洛克也倾向于刚性法治。洛克认为:“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该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洛克要求法律具有较高的普遍性: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8]
    西方法治思想和实践发展到19世纪,一直倾向于刚性法治模式。孟德斯鸠有关三权分立制度中法官的地位和角色的阐述,影响深远:“我们已经说过,国家的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缓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缓和法律的严峻”。[9]“法官不过是法律的嘴”这句法律谚语在这段时期非常流行。这种理论同17-19世纪西方社会的法治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法律形式主义。韦伯总结了这种流行于19世纪欧美各国的法律形式主义的要点。这些要点是:(1)任何具体的法律判决都是把一条抽象的法律原则适用到一个具体的“事实”上;(2)对于任何具体的事实,都必须采用法逻辑的手段,从适用的抽象的法的原则中得出判决;(3)适用的、客观的法是法的原则的一种“完美无缺的”体系,或者本身潜在地包含着这样一种体系,或者它本身必须被看作是为了应用法的目的的这样一种体系;(4)法学上不能理性地构想的东西,在法律上也是无关紧要的;(5)人的共同体行为必须完全作为“应用”或“实行”法的原则来解释,或者反之作为违反法的原则来解释,因为与法的体系的“完美无缺”相适应,“法律上的井然有序”也是整个社会行为的一个基本范畴。[10]法律形式主义完全排除了在法律领域中一切人的因素、道德、习惯或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法治的刚性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十九世纪的法律家都试图把人的因素从司法中切割掉;他们试图把所有的个体化因素都从法律适用过程中切割掉;他们还信奉一种按照刚性的逻辑机械地建立并实施的封闭的规则体系。在这一封闭的体系的起源或运作过程中确认一种人格的创造性因素,在形构和确立这一规则体系的各种制度中确认一种人格的创造性因素,乃是极其困难的。”[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法治模式的刚性开始呈现出一些柔化的迹象。原来要求刚性法治的社会生活、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哲学思想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对法治采取一些灵活的态度。作为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动,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广有影响的三种法学流派:自由法学、利益法学和法律现实主义。
    自由法学是20世纪初期在欧洲一些大陆国家形成的、以强调法官根据正义原则自由创造法律为特征的一种法学学说,因为当时的一些法学家倡导所谓的“自由法律运动”(“自由地发现法律”)而得名。代表人物有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坎托罗维奇等人。他们认为,传统的概念论和形式主义法学所强调的法律逻辑是虚构的幻想;法官要忠实于成文法规定,但是在规定又含糊不清、立法者显然也不会接受这种规定时,法官应有创造法律的某种自由裁量权,根据社会的正义原则进行判决。
    利益法学是20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以强调法官应注意和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为特征的法学学说。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法学家黑克、施拖尔等人。他们和自由法学的学者一样反对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法学,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认为,法律是立法者为了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而制定出来的规则,法官应当通过对利益关系的分析去把握和领会法律的精神,法官需要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应过大。
    现实主义法学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兴起的,反对传统的法律形式主义,主张法官应当对法律和案件采用“现实”态度的法学学说。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至20世纪30年代卢埃林和弗兰克时,这一学派得以形成。霍姆斯认为,所谓法律就是对法官所要作的判决的预测;必须从“坏人”的视角看待法律才能理解法律;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卢埃林对“纸面上的规则”能否引导法官作出判决表示怀疑。弗兰克不仅对“纸面上的规则”表示怀疑,——认为对规则的信仰是一个“基本法律神话”,源于人们的需要依靠一种父亲般权威的心理愿望,而且对初审法院能否准确确定事实也表示怀疑。
    作为一名法官,弗兰克反思过去的法律思想,指出现实的需要:“规则是一种法律机器。但是法律机器不会自动运行。操纵机器的人必须机警敏锐,履行他们对公民的重要职责。在执法中,即便我们想但也无法摆脱情感。我们能够希望的最佳境况是,审判法官的情感是敏锐的,能够很好地权衡利弊,受他自己细致研究的约束。诚实的、受到良好培训的法官,对于他自己的权力的性质、自己的偏见和弱点最具有自知之明,而这是正义的保障,明智的作法是承认‘个人因素’和受此因素影响的行为的存在”。[12]这口吻和中国古代孟子的话如出一辙。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在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的名言与18世纪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名言正好相反。虽然这句名言是休斯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时所说的,但是人们仍然把它理解为首席大法官的名言:“我们生活在宪法的统治之下,而宪法存在于法官的解释之中”。[13]这句名言可以印证弗兰克的观点在美国的影响,也可以用来说明美国法治模式中的刚性的柔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在20世纪70到80年代,掀起了一场提倡“解决纠纷的另类途径”(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的运动。这场运动提倡人们使用诉讼之外的方式,去化解纠纷。调解被认为是ADR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三、东亚法治模式中的柔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般认为,东亚儒教社会指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按照儒家传统,统治主要是一种道德教化和感化的过程,其中人的因素、情与理的因素在统治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情、理、法三者关系中,情与理是第一位的。儒家还反对运用统一性的规则去规制具有不同身份的人,特别是这样规制家族内的不同成员。儒家主张实行“礼治”,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轻视法律的作用。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无讼。
    在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东亚儒教社会一般都有过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历史。由于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外来的法律制度会与本土法律文化发生一定的冲突。在一般情况下,处理这种冲突有这样的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不考虑法律的文化背景,否定本土传统法律价值观,全面移植外国法律制度。第二种是保守本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价值观,拒绝引入外国的法律制度。第三种是将外来的法律制度和本土法律文化结合起来,对传统的法律价值观批判地继承。实践证明,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是很难行得通的。东亚儒教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是采用第三种方式。上述儒家的这些法律文化传统并没有被全部抛弃,而是或多或少地被保留下来,作为法治模式的构成要素。
    这种方式抛弃了传统儒家思想中明显不适合现代社会的观念,把一些仍有生命力的做法保留下来,并努力把这些传统观念和做法与现代法律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包含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剥离的过程,即把原来结合在一起的有益的因素和无益的因素分离开来,汲取其中的有益因素。例如儒家追求无讼的理想是与轻视法律作用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革新的过程中抛弃了轻视法律作用的观念,仍保留了无讼的理想。人际关系的和谐仍被看重。这样,传统的以调解来解决纠纷的做法沿用下来,并构成东亚法治模式的重要特色。
    比较法学者埃尔曼指出,除沙特阿拉伯、阿富汗等极少数国家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没有排除某些地区存在本土法律文化,尤其是亚洲和非洲。他举例说,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将传统法律予以极其彻底地西方化,但是在进行审判和解决个人间冲突的实际程序中,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模式常常要胜过西方模式。[14]
    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非常重视调解在解决社会纠纷、维护人际关系和谐中的作用。在中国,广泛存在着调解组织,诉讼法和仲裁法赋予审判和仲裁人员调解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当事人的合意有着很大的空间。韩国于1962年制定了《调解委员会法》,1990年制定了《民事调解法》。日本于1952年制定了《民事调停法》,对调停的具体程序作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这使得很多纠纷都在法院外解决的。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说:“学习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近代国家的法典,制订出了明治近代法典的壮大体系,而它与国民的现实生活有着很大差距”。[15]
    除了调解以外,契约制度,杀害尊亲属的犯罪,“强政府”的实践、政策的作用以及对“人的作用”之看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东亚横式的柔性特征。除此之外,东亚儒教社会普遍地认为,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的手段,在某些方面甚至并不是重要的手段,有时候道德、习惯,甚至感情等因素可以发挥很好的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这也可以看作是东亚儒教社会的法治的特色之一。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法治模式还是东亚法治模式似乎都呈现出一种刚柔相济的特色。西方法治模式在刚性的基础上加以一定程度的柔化,总体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刚性。东亚法治模式是以刚性的法律制度与倾向柔性统治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柔性是传统的特色,而且在总体上也比西方法治模式中的柔性更多一些。
    在一种法治模式中刚性与柔性的比重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时代需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心理,以及流行的人性观和法律观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法治模式的倾向。东亚法治模式呈现出较多的柔性,与儒家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家价值观有助于形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东亚法治模式的柔性,并对这种柔性品质持赞许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的东亚法治建设实践表明,这种柔性品质适合东亚人民的传统文化心理,较好地满足了社会需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对于法治本身来说,这种柔性品质也有助于法治以及为推行法治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在东亚的被接受,有助于它们在不同于西方的东亚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中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这种柔性品质也构成了东亚法治模式不同于西方法治模式的特色,丰富了世界法治模式的多样性,并反过来成为西方法治建设的借鉴对象。一些西方学者和法律家考察了东亚的调解机制,并向西方社会推荐。一位美国学者说:“中国古代制度也能为那些因僵硬的法治而感到幻想破灭的西方人提供一种积极的模式”。[16]
    在我们赞许东亚法治模式的柔性品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如果处理不当、没有把握好分寸,这种柔性品质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效果。
    这种柔性品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法律之外的其他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的存在,二是在法律之内的其他非法律因素的存在。如果过于重视其他调整手段,就可能导致轻视法律作用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的流行。如果允许过多的非法律因素在法律实践中的存在,就可能会给权力滥用、徇私枉法、恣意曲解法律提供机会和条件。这一切都会削弱法律的权威,妨碍法治的推行,甚至毁灭法治的事业。
    柔性品质的作用力应该有一个限度。其他的调整手段与法律并行,但是不能取代法律,排斥法律的作用。即使有其他的调整手段,法律应当发挥它可以发挥的作用。在法律实践中非法律因素不应过多,一般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发挥作用,不应突破法律的限度而反客为主。法律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应当尽可能以明确的语言加以表达,并防止授予国家机关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需要视不同情况,恰当地安排法治的刚性品质与柔性品质的比重关系,做到刚柔相济。我们可以把法律大致分为公法和私法,把人际关系领域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法调整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私法调整私人领域的社会关系。在公共领域,法治的刚性要多一些,不能允许过多的非法律因素在法律实践中的存在。法律要严格地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行为准则,要谨防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行为,对于这些行为要依法予以打击,不能缓和法律的力度。在私人领域,可以允许一定的非法律因素的存在,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合意空间,但是法律也要指导当事人的合意行为,明确最低的法律限度。
    如果能够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东亚法治模式不失为富有东方特色而又具有良好效果的法治模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法学院;责任编辑:未 名)


【注释】[1]韦伯曾经把统治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但是现实的各种统治形态都不是纯粹的某一种类型,而是以某种类型为主结合其他类型,或者是几种类型的混合。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8页以下。
      [2]举例来说,中国古代法家推崇一种刚性法治。他们经常把法律比喻成某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在这种意义上,法治成为客观的、冷峻的物对于主观的、有七情六欲的人的统治,法治主义成为物治主义。
      [3]有关权力制约机制的种类及其比较,参见侯健:《三种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比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3页、第169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3页。
      [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修订本),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据该书称,该译本是根据威廉?梅涅曼出版公司1982年古希腊文译出的。
      [8](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5-86页、第88页。
      [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63页。
      [10](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页。
      [11](美)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12]Jerome Frank,Courtson Trial:Mythand Realityin American Justice1949,pp.411-412.
      [13]引言参见(美)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4](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
      [15]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以下,引文见第133页。
      [16]高道蕴(Karen Turner)、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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