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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司法理念的辩证思考
《法学》2011年第1期

【摘要】司法居间裁判的性质必然要求司法具有中立性。司法的中立性不能也不可绝对排斥司法的政治性。居中审理和裁决是司法的基本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和属性决定了司法必须具有平等性。人民性是我国司法的根本属性。没有对等性就难于实现真正的人民性;坚持人民性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对等性。对监督者必须适用更为严格的规则和程序。监督者自身也应该接受监督。能动司法必须保持必要的限度,能动主体必须保持高度的自律和自我限制。司法的可接受性必须受司法公正性的节制。司法的终局性必须与司法的正当合理性、合法性保持适度的平衡。

【关键词】司法;法院;公正;理性;平衡


几年前,主流媒体议论司法,比较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平等性、专业性、合法性、公正性、被动性、权威性、终局性等司法理念。而近年来,主流媒体侧重宣传的是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民主性、合目的性(为大局服务等)、可接受性(强调尊重社情民意、强调调解结案)、和谐性(强调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强调对受害人的救济等)、合理性等司法理念。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个人因素,有人则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这反映着人们对司法规律的认识的不断试错或证误,也反映着人们对司法规律的认知需要一个甚至若干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深刻剖析司法活动的不同面相,揭示看似矛盾的司法理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昭示“绝对理念”的误区和陷阱,防止在司法过程和司法活动中的片面性或绝对性,对于司法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司法的中立性与政治性[1]
    司法居间裁判的性质必然要求司法具有中立性。司法的中立性是指:司法必须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保持等距离,使当事人双方真正处于对等地位;司法人员不得歧视任何一方当事人或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带有偏见;司法裁判不得因为一般性的政治需要而超越或无视法律;司法人员不得因为人情关系或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失去公正立场。
    但是,司法的中立性不能也不可绝对排斥司法的政治性。如果从广义上来定义政治,笔者认为对政治可以作如下表述:政治是人类社会与经济、文化现象并列的一种社会现象(相对应的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满足自身的利益和需要,或谋求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组织、协调、整合社会力量并进行有效合作的活动、过程、措施及其所形成的所有设施。政治的本质是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力量之间为了实现协调和合作而进行的博弈,在阶级社会表现为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妥协与斗争,在有政权存在的国家中,则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力量围绕统治权所进行的博弈。
    司法现象是政治现象的组成部分;司法活动本身属于广义上的政治活动;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司法本身就是政治的创造物;司法的结构和布局是应政治的需要而构成的;司法是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政治力量决定着司法机构的人员组成;司法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实际影响着司法的运作过程;司法权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撑和保障;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司法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司法与政治发生关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正因为如此,各种政治力量总是采取多种或明或暗的途径对司法发生影响。正式的影响途径和方式如:通过立法为司法权的行使确定规则和程序;通过任免有特定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的司法审判人员确保政治路线得以贯彻;通过执政党制定司法政策为特定阶段的司法活动提供指引;通过提供资源与保障强化有利于特定政治力量的司法行为;等等。除了正式的影响途径和方式外,尚有大量非正式的途径和方式,例如,通过组织舆论对裁判施加影响(在法院系统人员构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公共舆论成为影响司法的重要因素);通过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对司法人员施加影响;等等。
    司法作为政治的组成部分,亦可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通过严格执行法律贯彻来自人民和执政党的政治意志;通过解释性活动扩大政治意志的覆盖范围;通过创制性活动贯彻和执行执政党的执政目的;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执行公共政策;通过受理和审判政治性案件(将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解决政治争端(原则上只限于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法院)。当然,司法也可以对政治体制、国家政权或特定的政治力量产生极大的反作用。
    但是司法过度的政治化也会产生以下问题:司法裁判会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丧失确定性,从而使裁判有可能失去必要的准绳和尺度;法律会因为司法裁判的摇摆不定而丧失可预见性,从而使法律的权威大打折扣;各种政治力量也会争先恐后地影响司法,使司法陷入难于自拔的政治漩涡。因此,司法的政治性需要司法的中立性加以节制:司法活动既要讲政治,又不能泛政治化;司法审判既要坚持政治原则,又要坚持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纠纷;司法人员既要坚定政治立场,又要坚持对法律的信仰和尊崇;司法裁判既要注意政治效果,又要注意法律效果,注意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
    二、司法的平等性与人民性
    居中审理和裁决是司法的基本运作方式,也是司法审判的基本属性。这种运作方式和属性决定了司法必须具有平等性,即必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等距离,不得偏袒也不得歧视任何一方当事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最大可能地恢复事实真相,才能确保法律的公平适用,才能确保裁判的公正,才能使当事人最大限度地接受并自觉履行判决。
    但是,仅仅重视司法的平等性尚不足于达成良善司法,也不能确保在所有案件中均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由于地位、财产、知识、能力、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诉讼中并不绝对处于对等状态,而弱势群体和普通群众在诉讼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司法活动决不是孤立的法律活动,具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属性;相当多的案件牵涉国家的大局,涉及公共利益,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有的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司法的人民性需要加以重视。
    人民性是我国司法的根本属性。人民性的基本内涵是指司法权源于人民、服务人民、受人民监督。人民性基本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忠实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增进群众感情、救助弱势群体、方便人民群众。以坚定的立场执行民志,以最大的努力救济民权,以力所能及的服务实现民利,以尽可能的低成本减轻民负。
    坚持司法的人民性的旨意在于:严禁以权谋私、杜绝侵害民权、克服官僚主义、纠正衙门作风;要确保普通群众在诉讼中与对方当事人处于真正对等的地位,禁止歧视和欺压普通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衙门作风。
    但是,人民性并不意味着对普通百姓可以偏袒曲护,也不意味着司法一切以民意为转移,更不意味着以群众的意愿为裁判标准。人民性不能排斥对等性:对等是恢复客观真实的根本保障;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是程序公正的必要前提。没有对等性就难于实现真正的人民性;坚持人民性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对等性。
    三、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司法的应受监督性
    两造发生争议总希望找一个主持公道、平等待人、敢于担当、勇于负责、说话算数的第三者进行裁决,如果一个人遇矛盾退避三舍、遇纠纷推三诿四,谁还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他/她呢?如果一个人在这个纠纷中有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争议对方的亲戚朋友或与对方有着其他亲密关系,谁还放心把公正裁决的期望寄托给他/她呢?如果一个人见有钱有势的人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见平民百姓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谁还相信他/她的裁决是符合事实和正义的呢?如果一个人遇事不能做主,凡事不敢担当责任,做裁决不看法条看脸色、不悟法意猜眼神,然后揽功诿过、八面讨好,谁还心甘情愿花钱费时找他/她浪费精力呢?这正是人们要求司法机关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人性基础,是国际社会极为看重司法中立性价值的浅显道理,也是联合国宪章、WTO规约、各国宪法(也包括我国但内涵有所区别)大书特书司法独立性的缘由所在。
    但是,仅仅具有独立性难于保障司法的公正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只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或重要条件,但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充分条件或全部条件;独立性对于具有优良的司法职业道德素质和卓越的司法业务素质的人来说,无疑是当事人之幸、人民和国家之幸,但如果遭遇欠缺司法良知、业务素质极差的人,则无疑会使当事人的处境雪上加霜,使司法公正离人们愈来愈远。
    经验告诉我们,为了防止具有独立性质的司法权的滥用而取消或抛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要求是不明智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领导机关可能犯错误就一律取消对领导权的服从,立法机关可能产生不良之法就取消法律的权威性一样。因为取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规约,不仅意味着司法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偏袒或歧视一方当事人,而且意味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进而也就意味着将会有无数个可能具有的恶意和私意(尽管也可能有若干善意)来左右司法的裁判。此种情形所带来的恶,比单个人所带来的恶将会更多更大,而且将更加难于控制。为了防止强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一条利多弊少的可供选择的路径是:一方面强化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另一方面精心谋划对司法权的理性监督。这正是司法应受监督性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同样,监督者也不是天使,也具有凡人的弱点。我们既不能假定所有监督者均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情操,也不能假定所有的监督者具有无与伦比的业务素质。这一点,当然不能成为被监督者拒绝监督的理由,但它提醒我们注意:既然在严格的司法程序下,独立的司法人员尚且可以滥用职权,在没有严格规则和程序的规约下,我们对监督者的信心从何产生呢?人们有什么理由更相信监督者呢?唯一可能使国民敢于寄托的是:对监督者必须适用更为严格的规则和程序;监督者自身也应该接受监督;而且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应当建立一种理性的制约关系,以防止监督权的滥用。唯有如此,监督才可能是理性的、有效的、公正的,也才能充分实现监督的目的。
    四、司法的专业性(职业性)与民主性
    走过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都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尽管法院的相当一部分案件还是传统的婚姻、家庭、赔偿或普通刑事案件,但证券、保险、股权、破产、海商、海事、知识产权、司法审查等新类型案件和大量涉外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不仅普通人难以了解其内容,就是几十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也很难说全部理解和熟悉;当事人的需求和期待似乎越来越难于满足,双方的争议在许多情况下似乎越来越难于从根本上了断。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一个没有多少法律知识而有一定生活和社会经验的人在法院还可以工作的话,如今着实会感到勉为其难。面对这些社会变迁,人们普遍感到:司法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司法理性是一种整合理性,与自然理性有着重大区别;要处理高难度的案件,需要长期的职业积淀。面对变化了的情势,人们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司法机关着力进行职业化建设,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与此同时,人们同样感到,国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地升温和勃发,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升华。参与立法、参与行政、参与司法已经或正在成为时代的潮流。司法民主的要求也在与日俱增。
    司法的民主性是指:司法过程及其决策应当彰显人民主权、贯彻民主精神、体现民主作风。司法的民主性要求:司法过程公开透明;充分听取当事人各方的意见;公众对司法过程的参与;司法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司法裁判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并接受社会监督。
    司法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组成部分;司法民主对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防止司法专横和专断、保证司法的客观公正、增强司法的可接受性,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民主性的根本要求是司法裁判必须符合根据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规范,而要做到这一点,司法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可见,司法的民主性不必也不能排斥司法的专业性或职业化。相反,司法的民主性需要司法的专业性和职业化作为保障条件。
    但是,司法的专业性和职业化不能完全脱离司法的民主性甚至大众性而存在。过分强调司法的专业性和职业化,有可能导致排斥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大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有可能使司法人员过度偏离大众思维、脱离社情民意而形成司法人员的职业偏向;有可能形成人民群众不欣赏甚至反感而司法人员自娱自乐的司法文化氛围;有可能养成司法人员自命不凡、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因此,强调司法的专业性或职业化,不仅要注意防止司法的职业偏向,而且要防止司法专断和专横;不仅要防止司法的形式主义,而且要防止司法官僚主义;不仅要防止司法对社会的隔离,而且要防止司法对大众的疏离。
    五、司法的合法性与司法的合目的性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背景下,司法活动和司法裁判必须具有合法性,应当是天经地义、勿容置疑的,因为依法裁判既是宪政体制的要求,也是执行人民意志的需要;既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因为法律既是确定特定情形下何谓正义的公认标尺,也是判断个案是非曲直的既定准绳。但是,也应当看到,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合法性的价值并非人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与法律相符合也不是所有人所追求的唯一价值。人类追求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司法所应当尊重的价值也多种多样,其中,合目的性在司法活动中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
    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主体以自我需要出发,又以自我需要的满足为归宿,这就是人的主体性规定的目的性。人的实践活动无一不是有意识目的的,即在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指导下完成的,使世界合乎人的内在尺度的需要。
    合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理性。人必须在价值活动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需要,并作出合乎自己目的的选择。无论从价值选择的出发点、价值的实际行为过程,还是从价值选择的实际效果看,都是为满足主体需要这一目的服务的。合目的性是人的生存实践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表征,是人的能动性的突出表现。
    司法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司法的过程本身就是法律目的和社会目的实现的过程,以实现法律目的和社会目的为鹄的,是司法活动的根本宗旨。合目的性既是司法活动的内在要求,又是评价司法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司法活动应当以合目的性加以引领。一切实践,都是为了实现预设目标的活动。目的构成实践的灵魂,是实践的动机和出发点。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合目的性原则是统帅全局的主导性原则。司法活动只有以实现法律目的和社会目的为鹄的,司法活动才能取得真正成效。
    合目的性是评价司法活动的重要标准。司法活动重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两个效果的评定只能从法律和社会目的的实现程度来评价。实现了法律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司法活动才能称之为成功的司法。
    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目的的多维性。就司法审判而言,就包括:特定司法行为、工具、手段的目的;司法权和司法审判的目的;特定法律的目的;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类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满足);等等。
    立法活动必须满足合目的性的需要,但法律一旦生效,必须得到全体国民的遵守。解释法律时要尽可能满足合目的性的要求;在合法性与合目的性存在冲突时,合目的性要服从实质合法性;在自由裁量的限度内,要尽可能体现合目的性的要求。
    可见只有将合法性与合目的性完美结合,并受到正义的指引,司法才能达到至善之域。
    六、司法的被动性与司法的能动性
    由于司法具有“不告不理”和“有请方裁”、“有求才应”的特点,与行政权的主动执法的特点形成鲜明对照;由于司法的职业特点在于依法居间裁判,与立法机关创制规则的权力亦形成极大反差。由此,司法权被认为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权力,司法的运作机制被认为具有消极被动性。
    但是,一味强调司法的消极被动性,不仅使司法的社会效果难于彰显,而且使司法人员在出现疑难案件时束手无策,尤其遇到法律文本或规范出现模糊、不确定或空白漏洞的时候;不仅使当事人各方难于在诉讼过程中保持真正的平等地位,而且使弱者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救济;不仅使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职能作用难于发挥,而且使当事人常常难于服判息诉,造成案结事不了的上访、闹访和缠访。至此,人们不能不反思,司法是否应当在保持适度的“消极、被动”的同时,保有一定的能动性?
    事实上,关于司法的属性是能动抑或被动、消极,存在若干不同的理解和观点。其实无论是就司法的属性,还是就司法的运行过程,抑或就中国特定的背景看,司法不仅需要一定的被动性,更需要一定的能动性。
    司法需要能动的理由:不能仅凭不告不理就将整个司法完全定义为消极和被动;适用法律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而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过程;在法制不成熟和转轨时期尤其需要司法人员的能动性去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和缺陷;没有司法的能动就难于实现司法的完美和良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所承载的特殊的使命和责任更要求司法具有能动性。
    但是,过分能动的司法有可能对立法权和行政权造成挤压;可能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侵害;可能对司法的权威性造成危害;可能对民主机制造成威胁;可能对司法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可能使司法自身的弱点和缺陷暴露无余。
    因此,能动司法必须保持必要的限度,能动主体必须保持高度的自律和自我限制:必须恪守司法的职权范围;必须遵循司法的运行规律;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必须与司法职能具有必要的关联;必须具有科学务实的态度。
    七、司法的公正性与司法的可接受性
    “实现司法公正,哪怕天塌地陷”,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端,但反映出人们追求或企求司法公正的执著。如果司法不以公正为目标,裁判不以公正作为基本评价标准,那司法与纯粹的暴力就没有任何实质区别,甚至黑道可能更受人们的欢迎和青睐。
    但是,司法公正不对任何人都张开笑脸(据说菩萨有时也显现出罗刹像来)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双方都“可口可乐”,也不意味着都能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认可和赞成。可见,对于司法审判来说,仅仅实现了司法的公正性还不能说是最好的审判;当事人双方对裁判均不理解、不认同、不“领情”,还能说是一场成功的审判?可见,司法审判不能不研究可接受性问题。
    司法的可接受性通常指司法行为或裁判是否为当事人和社会所认同或接受。司法的可接受性是不是一个必须或有价值的命题,学术界颇有争议。否定者认为:可接受性必须以合法性为依归,不合法的裁判是当然不可接受的裁判,而合法的裁判又是必须接受的裁判,故可接受性并无多大价值。肯定者认为:司法审判必须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而社会效果即包括可接受性的要求,故可接受性具有重要价值。
    事实上,在合法性外存有大量的可接受性规则的适用空间:在法律存在自由裁量空间时,司法人员具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在法律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时,司法人员具有一定的判断余地;在多种可选方案并存之时,司法人员具有价值和利益衡量余地;在法律规范存在漏洞时,司法人员拥有漏洞填补的余地;在是否使用法定权力或手段时,司法人员拥有相当的考量余地。还应当看到,强调司法的可接受性,不仅有利于息诉止争,而且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不仅有利于限制司法人员的专断,而且有利于团结和谐;不仅有利于案结事了,而且有利于裁判的实现。
    但是,过分强调司法的可接受性,又会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由于诉讼基本上属于“零和游戏”,利益相互冲突的当事人“双赢”的概率极低,故裁判结果很难使各方当事人都满意:即使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由于对相关事实和法律的认知能力与水平不同,各人的社会地位、身份角色和知识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对同一裁判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过分强调司法的可接受性,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违法调解、“和稀泥”、损害案外人以及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情况;过分强调可接受性,往往会使强势或蛮横不讲理的当事人获利,而使弱势或讲“温良恭俭让”的当事人受损,从而丧失司法审判的公正性;过分强调司法的可接受性,还会使案件久拖不结,不仅降低司法效率,而且损害司法和法律的权威。
    因此,司法的可接受性必须受司法公正性的节制:个人的“小算盘”必须服从法律这个“大道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都必须服从公正的基本准则;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违反法律解释规则或违背客观事实去满足不真实的“舆情”或“民意”;更不得放弃法律原则和公正准则去迁就无视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权益的缠诉、闹访者的一己之私。
    八、司法的权威性与司法的和谐性
    建立在公正高效基础上的司法权威,不仅是国家安宁之福,而且会大大减轻各级党政领导解决接访、上访问题之苦。要使人们尤其是强势主体受司法程序的约束、接受并执行司法裁判,不能不下意识地树立司法的权威。司法权威无疑主要依靠司法公正和高效而自然生成或自发获得,但也需要适当的人为“追捧”和外力相助。
    但是,绝对的权威往往与专横相伴,过度的威权也会伤及社会的和谐。司法的目标可分为裁判是非曲直、化解矛盾争议、助生和谐良善等若干等级,而和谐乃是司法的最高境界之一。
    司法的和谐不仅意味着冲突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诉讼后均能和谐相处,而且意味着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亦能产生一种信任和友好的关系,还意味着裁判的内容和导向能成为社会关系的粘合剂,能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之音和不安定因素。因此,司法和谐应当成为当代司法的一种重要追求和理念。
    司法和谐以诉讼各方最大可能的共识为前提,以各方主体大致均衡的谦让美德为要件,以司法审判主体营造的环境氛围为平台,以司法审判人员的主观努力为助推。总之,司法和谐作为司法的一种崇高目标,其实现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
    但是,过分追求司法和谐,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可能淡化当事人和公众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意识,从而弱化社会的竞争动力;可能使司法机关之间只注意配合而忽视相互之间的制约,从而使司法体制失去制衡功能;可能使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庸俗化,从而使依法应当纠正的裁判得不到及时纠正;可能淡化法律的规范和指引作用,从而降低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社会的能见度;可能使当事人在诉讼中把注意力转向关系资源的筹集而忽视证据的提供和法律问题的研究,从而损害司法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权威性;可能使难于达致和谐的案件久拖不结,从而使迟到的正义变为非正义。
    因此,在强调司法和谐的同时,必须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必须坚持各司法机关之间的职能分工和制约监督要求,防止无原则的相互包庇和文过饰非;必须坚持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指导关系,防止有错不纠和“官官相护”;必须坚持依法调解和依法裁判,防止一味追求调解、和解率而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必须坚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权威性,防止对违法犯罪行为一味迁就和放纵。
    九、司法的终局性与合理性
    如果说司法不仅是社会矛盾、纠纷和冲突的调解机制,也是社会关系的稳定机制的话,那么,司法裁判确定得愈快则此种作用发挥得愈充分。如果司法裁判不具有终局性,社会主体则因社会关系永远处于不稳定之中而人人自危,相关当事人将永远摆脱不了纠纷的梦魔而终身不得安宁,国家也将长久陷入并可能窒息在日积月累、不断增多的已了未了的争议之中而不能长治久安。这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极力强调司法的既判力和终局性的缘由所在。
    但是,司法的既判力和终局性,应当以裁判的合理性为基本保障。一个称得上良善的司法裁判应当尽可能做到法、理、情的统一。这是因为:法律源于正当性和合理性,合理是源,合法是流;合法性只是司法审判的底线,合法且合理、合情才是司法审判的高位追求;法律为表,正义为里,只有表里如一的裁判才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因此,合理性或正当性是司法审判必须追求的目标之一。司法的终局性亦应建立在裁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之上。
    但是,法律不是穷理尽性之书,司法也难于做到绝对正当合理。事实上,法律有时是很难做到最善、最优;司法在相当一些场景下也只能作出无奈的选择(如在客观真实无法获得的情况下只能听任证据规则的摆布),很难做到胜败皆服。更何况,对于什么叫合理、什么叫合情,往往由于各人利害关系不同、知识背景迥异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没有相应的“终局规则”,则必然会出现“终审不终”、“再审还再”、缠诉无穷、闹访无限的局面。如此则将判无定时、纷无了期,相关社会关系长期得不到稳定,当事人永远得不到安宁。以此看来,必须建立科学的司法“了断”机制,以避免使当事人、司法机关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讼之中。这正是司法终局性的正当性之所在。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司法的终局性,又可能出现如下负面影响:一些当事人的冤屈将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纠正;上诉或再审程序也将成为走过场的游戏;司法专横或专断也可能应运而生。因此,司法的终局性必须与司法的正当合理性、合法性保持适度的平衡:不能因为坚持司法的终局性而使明显侵害当事人、案外人的权益或者侵害国家或公共利益的裁判得不到纠正,不能因为维持裁判的既判力而使依法应当进人再审的案件被关在再审大门之外。
    十、结束语
    我们生活在多元价值时代;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的多元性;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及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人们对司法要求的多向度性。与此同时,任何价值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都不具有绝对性。因此,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必须善于进行价值整合和价值衡平,必须注意克服价值偏向,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司法需求;而社会成员和舆情也应当从不同角度多侧面地理解和认识司法,理性地评价和接受司法产品,为司法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舆论环境。


【注释】[1]有关司法中立性和政治性关系的内容,笔者已做过相关论述,参见江必新:《论处理司法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http : //wwwchinacourt. org/htmt/article/200909/15/373781. shtml,2010年12月1日访问;《正确认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求是》2009年第24期;《司法与政治之关系反思与重构》,《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等。为保持全文体系完整,在这里对司法中立性和政治性关系的基本内容做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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