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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雪:论多元主体分担人权责任的类型与机制


来源:《浙江学刊》2018年第2期

摘要:人权责任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与全球化、民营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人权越发敏锐地受到私人主体的影响。作为规制者的私人主体须根据其规制角色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掌握关键资源与提供核心服务的私人主体须通过普遍服务来积极履行人权责任;具有结构性优势地位的私人主体须尊重并保障与其处于不对等地位的个人权利。人权责任配置的基础形态是公共治理网络模型,国家人权责任覆盖尊重、保障与发展人权的不同维度;其他分担治理任务的私人主体则依据角色、能力与获益等要素承担相应责任。
关键词:人权责任;私人主体;公共治理

  近年来,人权受到国家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影响范围与程度日益增大。[1]在人权法论域中,不同主体的性质是公或私逐渐不再是最重要的焦点,行为的性质与影响成为更重要的议题。人权责任主体日趋多元,私人主体也可能会成为人权义务的承担者。 
  一、公法视角下的人权责任主体多元化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归于国家,是宪法规范与理论的经典教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在2004年修宪时被写入宪法。“尊重”意味着不侵犯,“保障”则涵盖了国家一切的促进基本权利实现的行为可能性,这两种义务类型可以整合各个单项基本权利条款中所规定的国家义务的类型。不过,据此即可以得出人权责任仅归于国家的结论吗?并不尽然。我国宪法第36、40和41条将尊重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和申诉检举自由的义务归于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亦即这些条款的效力同时作用于私人主体。[2]但这种扩散在传统的国家承担人权义务的框架内并不受重视,一方面这些条款只涉及了较少的权利,在宪法的人权保障体系中所占比重甚轻;另一方面,相关条款中的“任何人”泛指所有个人,指向普遍的义务,对具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能力或扮演制度性保障人权角色的私人主体并无更多重视。
  事实上在现代行政过程之下,许多基本权利的侵害很难直接溯至传统上的国家责任。人权对行政过程和治理网络的形塑也蕴含了人权责任归属的转型,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义务从只归于政府逐渐迈向由扮演治理角色的多元主体共担。这种转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是从权力的视角出发,即权力、权威分散化的视角。从晚近的公法理论与实践中可以看出,私人主体扮演规制角色、行使准公共性质权力的情形越发常见。而权力、权威的分散化又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分别是全球化与民营化,全球化指向主权国家中心地位的下降,民营化指向行政机关中心地位的下降,而经典的人权理论正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第二个角度则是从权利的视角出发,基本权利在很多情境下越发敏锐地受到私人主体行为的影响,越发迂回地才能溯至国家责任。这一视角又有两个最为主要的侧面,其一是基本权利保障的诉求直接指向了最具关联性的私人主体;其二是一些私人主体结构性大规模侵犯基本权利的情形越发隐蔽,国家立法保障、执法监管与司法救济都只能在并不完善的程度上对个体进行底线救济。完善人权责任框架、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人权,则需要更加全面的人权责任网络。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似于国家的“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也在一定情境下被课以国家之外的其他私人主体,相关宪法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能够解释一方私人主体的基本权利遭受另一方私人主体侵害时,得向国家要求保障的权利;[3]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是解释为何人权法能够进入私域的重要宪法理论,也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理论基础;[4]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要求司法机关将基本权利要义纳入民事案件判决之中。[5]虽然国家之外的其他主体也在某些情境下承担人权责任的现象逐渐获得关注并形成共识,公法理论也对人权责任的分担现象进行了一些回应,但对承担人权责任的私人主体类型化分析尚不多见,对治理过程中究竟应当如何配置人权责任关注不足。事实上,行政职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私人化,均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情境下带来了人权责任的深化和扩展,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责任应当在人权法的体系下加以理解。
  二、私人主体承担人权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下文将承担人权责任的私人主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作为规制者的私人主体、掌握关键资源与服务的私人主体和其他具有结构性优势地位的私人主体。
  (一)作为规制者的私人主体
  私人规制强调私人主体扮演具有权威性的规制者角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和合作。私人规制者也常常如政府机构一样,进行“规则制定与争议裁决”。[6]私人主体作为规制者,并不是指在某一微观领域拥有如政府一样的权力和权威,只要它具有禁止和允许他人进入和退出的权力和权威,在制定、实施与执行规则之中的任一环节享有权力和权威即可被认定为处于规制者角色的私人主体。此外还有一类更高私人规制者可以被归为元规制者(Meta-Regulators),如果私人主体提供普遍的、基准性的程序,提供促进私人标准的相互承认的规则,它们则可以被看作是元规制者,这些规则可以被看作是“标准的标准”。[7]相关私人主体须在其规制权力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尊重与保障人权责任。总体而言,作为规制者的私人主体,基于其对其他主体的限制权力而产生类似于公共规制者的人权责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作为规则制定者的私人主体。私人主体主导制定规则和标准的情形非常普遍,尤其是大型的企业、行业协会和以环境、劳工等人权领域为主要关注点的非政府组织等。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私人规则,其制定过程须设置专业论证程序与利益相关者的听取意见程序,同时注重人权保障因素的考量。作为规则制定者的私人主体须将人的价值和人权法要义纳入规则制定的过程中,使其所制定的规则与标准不仅符合行业要求与科学规范,更须保障受其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以及公众的相关权利。[8]尤其是在环境、食品药品和劳动者保障等相关领域,私人主体制定规则和标准更须注重保障弱势群体和公众权利。
  第二,作为认证认可者的私人主体。政府之外的认证认可者通常是提供认证认可服务的机构,由被认证者付费。认证认可机构依据法律规定设立,并受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其认证结果往往给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种进入市场与否的“权利”。[9]即使是自愿性的认证机构也往往具有重新配置权利的能力,因此在认定企业或产品是否符合环境、安全或质量标准的过程中,私人主体亦须遵循关于环境权、劳动权等方面的人权原则,承担相应的人权保障义务,对认证认可体系下的企业进行公平对待与平等保护。在环境、健康卫生与安全等重点的人权领域,由私人主体所进行的认证认可日益成为人权保障的重要指标工具,相关机构致力于承担更高标准的人权责任。[10]
  第三,作为看门人的私人主体。看门人(Gatekeeper)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形象地表示这样一种角色:虽然不能产生类似行政许可的效力,但却具有事实上支持或阻却不特定的私人主体进入某领域的功能。[11]譬如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平台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时掌握有规则制定、进入或禁止、规则执行、争议裁决、纠纷解决等各项功能。当组织、运行、协调不同个体行为的相关权力集中于扮演看门人角色的私人主体时,其运营活动必然包括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治理活动,相对于平台内主体产生一定的“高权”。由于看门人角色具有一种平台性或屏障性作用,往往能够扮演组织、整合或者排序的权威性角色。因此在其治理活动中,尊重与保障广泛用户与其平台相关的人身权、财产权,平等对待相关主体,是其必须承担的人权义务。
  第四,作为纠纷解决者的私人主体。私域中的权威主体在相关领域内对不同主体纠纷的裁决,能够对不同主体的权利产生影响。为保证裁决的过程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严肃而公平”的,这些纠纷解决过程须在尊重人的尊严的基础上进行,亦须在某种程度上模拟公权力纠纷解决过程,适用必要的正当程序,受平等保护、听取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等原则的约束,有时还须平衡用户之间相互冲突的权利。[12]
  (二)掌握关键资源与提供核心服务的私人主体
  与前述扮演规制者角色的私人主体不同,还有一些主体在民营化过程中承担了公共角色、承接了公共职能、掌握有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譬如电信、电力、民航、燃油、自来水等领域。[13]在公私合作与协商背景之下,政府与私人对于“聚合责任”(Aggregate Accountability)的分配与承担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14]更进一步地,在基本服务的普遍提供和持续供给上,关键资源的运营主体和核心服务的提供主体在人权领域不仅具有尊重人权的义务,同时也负有积极保障人权的义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都曾指出,国家不能通过将国家职能外包给商业部门而逃避其人权责任。[15]在这样的背景下,私人主体承继了提供核心公共服务的公法责任,从人权法的角度来看,同时相关责任也是人权责任。[16]
  有学者将核心服务民营化后公共规制的应然路径总结为“人权友好型规制”(Human Rights-Friendly Regulation),即须将人权的要素、人的尊严等考量因素纳入规制过程中,将为公众提供普遍、持续、符合质量要求的公共服务作为民营化后的规制目标,而不能仅仅强调尊重自由竞争、市场规律和契约精神。[17]当然,私人主体负有人权责任,是保持公共服务或资源的普遍性以及在适当价格、适当数量上持续可得,以及尽量实现公务服务均等化,至少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须相适应,而并不指向免费供给。正如英国学者所指出的:“普遍服务义务就来源于根本性的平等原则,其正当化理据在于使所有群体不论其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处的位置都能获得公共服务。”[18]
  (三)具有结构性优势地位的私人主体
  具有结构性优势地位的私人主体,主要指向相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处于明显不对等地位的“高权”主体,之所以强调结构性,是指该不对等并非由具体情境下的个体强弱决定,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悬殊差距。家庭关系中对妇女和儿童免于家庭暴力的人权主张,事实上就是建立在“作为结构性优势地位的私人主体”应当承担相当的人权责任的逻辑基础上的。这样的立法规则一方面体现了个人得向国家要求履行保护义务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例证了力量对比悬殊的主体,应当向弱势一方配置以相对等权利以平衡的理论路径。此外,另一个典型领域是在雇佣关系中的雇主与劳动者之间。根据劳动法的基本原理,劳动力不应被理解为商品,劳工标准至少应符合最低限度的保障规则,这些最低限度的规则包含于劳工法和人权法的基本要求中。[19]这些要求和责任直接指向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主体”——雇主,是人权责任应用于私人主体的一种法定化。除却法定的底线要求之外,当企业通过宣告并履行人权责任的形式承担高于法律要求的人权保障义务时,该企业人权责任声明可以被视为一种软法规范,处于公权力部门、消费者、媒体与其他竞争者的关注之下,官方或非正式的监督机构可以通过信息发布、奖励批评等激励或影响机制,来关注人权责任的履行。
  总之,从一个整体的、连贯性的视角观察人权责任,人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国家公权力机构,也包括一些私人主体,人权责任并不因公私分立而必然发生断裂。这些私人主体的共同特点是具备某个方面的权威性:可能是扮演规制者角色的企业或者社会组织,也有可能是政府将公用事业民营化后提供核心公共服务的企业,还有可能是其他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的私人主体,在特定的不对等关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而相对一方则享有相应的权利。人权责任是一种开放的责任体系,国家是最重要的责任承担主体,却不是唯一的责任承担者,国家之外的其他私人主体亦须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
  三、多元主体分担人权责任的实施机制
  多元主体分担人权责任的实施机制,是将人权要求深嵌入所有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体中,嵌入整个治理网络中。治理理论不仅承认政府制度越来越复杂,而且提醒人们注意责任从政府向整个市场、社会的转移。[20]在治理理论下理解人权责任,每一个扮演治理角色、承担治理任务的主体均应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人权责任既可以看作是其治理角色的伴生责任,可以看作是为平衡权利义务、权利权力关系而对其配置的责任。
  (一)以治理网络为依托的人权责任分担模型
  多元主体分担人权责任的框架很难与自上而下的责任结构相对应,在权威分散、主体多元的情境下,主体关系、责任关系与规范关系,都更有可能呈现网络化的样态。多元主体分担人权责任的模型以治理网络的模型为基础。它的基本思路在于,国家中心地位虽然相较于经典的人权理论有所动摇,但国家人权责任仍是最为基础的责任,国家的人权责任是全方面的,覆盖各种类型的权利,也覆盖尊重、保障与发展不同的维度。国家之外,其他在公共治理语境下承担公共任务,或者在治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私人主体,根据治理网络的架构,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这并非是将人权责任的配置全都推向了治理网络的搭建。而是治理网络搭建本身,就应当嵌入人权、人的尊严作为基本考量要素。责任关系的网络化,是治理理论对人权责任配置的一种启发。它并不专注于侵权责任、赔偿责任、救济责任这些事后归责原则,而是聚焦于治理过程的责任配置。这样的责任配置是一种平衡考量的结果,是对其角色、能力的平衡考量,对多主体间权利义务、权利权力关系的平衡考量。人权责任分配的基础构想是,在国家与私人主体之间分配责任,在各自受到的规范约束下,确保其行为正当性、合理性与效率,实现善治目标,保障基本权利,促使更高程度上实现人权。下文所探讨的人权责任配置的要素,即为人权责任在公共治理背景下如何进行分担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将上文列举的不同主体放在责任网络上的不同“节点”的依据。
  (二)基于角色的责任配置
  基于角色的责任,也可以理解为基于功能的责任。其基本逻辑在于,实现公共治理目标需要不同治理主体的分担与合作,国家从直接履行角色退至监督保障的位置,这些分担治理任务的私人主体,亦应基于其不同的治理角色分担人权责任,这一过程在国家的监督与保障之下。
  角色责任并不是一种新的提法,经济法上就有关于角色责任的研究。相关研究者对于法律责任的理解,往往都逸出法院根据合同法或侵权法所裁判的赔偿责任之外,关注法律责任在市场建构中的意义。[21]基于角色的责任首先强调个体自我负责,个体基于自己的功能和地位处于某种角色。即使它原本是私人主体,从严格的公私分立视角不应被要求承担公共责任,也不应当成为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责任主体,但是这种角色使之处于发挥作用的最佳位置,处于最具有连通性的地位,与防止侵害权利之后果的发生或者促进保障权利之结果的实现关系最为密切,良好结果的出现与侵权行为的发生,都与该角色密切相关,该主体处于首先承担责任的最佳位置,其他主体包括国家,都在更远的网络关系上,承担其他类型的责任,譬如监督或保障责任等。
  如果将人权责任理解为尊重、保障与发展的责任的话,尊重人权的责任更应当理解为一种普遍意义的责任,这类人权责任不仅不以角色责任为基础,也不应当以任何其他条件为基础;但实际上由于角色和功能的分疏,一些私人主体处在更容易侵犯特定个人的特定权利的角色上,因此须格外强调其尊重人权的责任。而保障和发展人权的责任则更多地需要依据角色责任来进行配置,除了国家概括地具有保障和发展人权的义务之外,其他主体的相关责任都需要对其角色进行具体分析来进行关联性论证。
  (三)基于能力的责任配置
  基于能力的责任是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责任承担配置依据。“劫富济贫”并不应当成为私人主体在某些情境下承担人权责任的原因和意旨。人权责任的分担须在法治与规范的框架下合理实现。但在首先满足了角色责任的前提下,对能力的考量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现有文献观察,在论证企业人权责任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论著都首先提及现代企业规模之大、财力之雄厚以及影响力之巨,集聚了经济与科技财富。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分析,2000多个私人主体影响力比占到70%-80%的国家还大,可被称为“超级公民阶层”。[22]陈新民教授就曾明确提出:
  “基本权利原系仅针对国家,但随着社会强弱分化,原来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侵犯的基本权利,现在社会中的强力者也能侵犯了,因此需要将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人之间。”[23]类似的观点也来自著名的人权法学者Pariotti教授,他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有些非公主体,处于某种位置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有能力保护发展权利或者侵犯权利,这是将私人主体卷入人权保障义务的重要理由。”[24]但如果以此为主要理据将相应的人权责任自然而然地归于这些作为社会中的强力者的私人主体,则很容易受到攻击,主要批评集中在弱化国家责任与冗余于民法秩序上。[25]事实上,在人权所织就的宽松网络中,每一个主体都可以基于相关标准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简单地将国家放在一端,其他所有私人性质的主体都放在另一端。能力并不是首要的判断要素,只能在判断基于角色的责任之后予以考量。
  基于能力的责任难以精确化,因为能力的范围和强度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概念,有观点认为能力可以根据不同主体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与影响来衡量,譬如跨国公司在产品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能力,是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其他劳工保障机构极力提倡其更多承担人权责任的重要原因。[26]虽然标准很难量化,但强调能力更强大的私人主体承担人权责任,并不是宽泛而没有边际的,须受到上述基于角色的责任的制约,对其所制定的规则符合人权要求负责,为其在具体活动中尊重与保障个体权利负责。
  (四)基于获益的责任配置
  基于获益的责任分配,指向了在人权减损的情况下获益了的少数主体。如果以经济利益进行衡量,获取利益的企业在改善劳动者生活条件、保障当地环境上应当承担更大的人权责任。而跨国公司在劳工权利受到侵犯的过程中获益最大,因此有义务对于这种结构性的不均衡进行补偿。除却跨国公司在劳工、环境方面的人权责任,民营化后的公用事业之所以仍须承担普遍服务等人权义务也可以通过基于获益的责任分配获得解释。这些企业之所以负担有这样的义务,其中固然有公用事业本身公共性质的原因,但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在经营公用事业本身中获得了经济利益,这种获益与所必需承担的人权责任是有关联的。实践中常会出现作为规制者的私人主体能力与获益出现偏差的情形,通过获益结构细分可以厘定许多不同的获益者,并进而作为确定相关主体相应人权责任的依据。
  从整体上理解人权责任,将基于获益的责任分配推及更多的主体,或许可以为一些现实争论也找到依据,尤其是在发展权诸多问题的讨论中。譬如国际法中所讨论的发达国家须承担更多的人权义务,不仅仅由于其经济发展程度更高,更是由于其一直以来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获益,这也是在国际援助、减少碳排放谈判等议题上常常被提及的理据。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权是很难明确指出责任对象的一种集合性人权类型,在基于获益而产生的人权责任上,对发展权承担义务的主体不仅是主权国家,获益的群体也具有一种抽象性的、普遍性的义务。当人权与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相关联,与发展的权利相关联,在理论中分属于不同种类的人权就发生了交织与竞合,权利保障的具体要求也在不同情境下殊为不同。政府义务只是人权责任的概括指向,在面向真实生活的公法语境中,透过人权的要义来解释不同主体的行为和责任,需要通过责任、能力、获益等不同的维度来配置人权责任。当然,这只是一个责任配置的基础形态,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中,还需要不断地调适与发展,进行更加精细地研讨。
  四、结语
  在公共治理的背景下,只有国家才能大规模、结构性侵犯人权,才有义务尊重、保障与发展人权的理念越发受到冲击,一方面社会与市场中出现了具有准公共性质权力的私人主体,另一方面个人基本权利也越发敏锐地受到了私人主体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或许相当隐蔽,以至于仅仅依靠国家责任进行保障力有不逮。人权责任是一种开放的责任体系,国家是最重要的责任承担主体,却不是唯一的责任承担者,国家之外的其他私人主体基于相关的责任配置标准和依据,也须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承担人权责任。承担人权责任的私人主体的共同特点是具备某方面的权威性,可能是扮演规制者角色的企业或者社会组织、公用事业民营化后提供核心公共服务的企业,或者其他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的私人主体。
  人权在当今的正当诉求是唯一获得普遍承认的价值体系,人权不像诸多意识形态或者宗教那样是自我封闭的。它虽然不能为生活中的无数问题提供唾手可得的答案,但它可以为社会关系提供最低标准和规则网络。[27]深嵌入这些标准与规则网络的要义,包括尊重与保障个人权利、规范与制约权力的行使、致力于社会正义,等等。它们不仅应当适用于政府,而且也应当原则上适用于政府之外的私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一个开放性的人权责任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莉
【注释】
  [1]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70页。
  [2]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3]国家保护义务功能的意旨在于,既然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目的就是真正实现公民的自由与平等,那么当公民基本权利遭到私人主体侵害时,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4]客观价值秩序是基本权利具有法规范效力,构成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种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上位指导原则。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5]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是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基本权利冲突的时候,如果民法条款不足以解决,则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可通过法官对民法的“概括条款”或者“不确定概念”的“合宪性解释”对私人间的关系发生间接效力。见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6] Harold I. Abram-son, A Fifth Branch of Government: The Private Regulators and Their Constitutionality, 16 Hastings Const. L. Q.165(1989).
  [7] Fabrizio Cafaggi, Andrea Renda, Public and Private Regulation Mapping the Labyrinth, CEPS Working Document, No.370/October 2012.
  [8] Cass R. Sunstein, Valuing Life: Humanizing the Regulatory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p.6.
  [9] Avishai Benish, David Levi-Faur, New Forms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Age of Third-Party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2,90(4),pp.886-900.
  [10] See LK Mcallister, Regulation by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53(2012).
  [11] Kraakman R H. Gatekeepers, The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Or-ganization, 1986,2(1),pp.53-104.
  [12] Drahozal C R, Zyontz S. Private Regulation of Consumer Arbitra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2,p.79.
  [13]章志远:《公共行政民营化的行政法学思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5期。
  [14]高秦伟:《私人主体的行政法义务》,《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
  [15][新西]迈克尔·塔格特主编:《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16]关于公法责任,可见胡敏洁:《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中的公法责任》,《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
  [17] Wolf A H D, Human Rights and the Regulation of Privatized Essential Services, NetherlandsI 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013,60(2),pp.165-204.
  [18][英]迈克·费恩塔克:《规制中的公共利益》,戴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19] Lerner H, Milmansivan F, Dahan Y, Global Justice, Labor Standards and Responsibility,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2011,12(2),pp.439-464.
  [20]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21]譬如张守文教授指出,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既是法定责任,也是角色责任。在经济法主体结构中,主体的角色不同,其身份和地位、行为目标和宗旨有别,所享有的权利或权力各异,所需承担的违法责任自然不同,从而会形成不同的角色责任。见张守文:《经济法责任理论之拓补》,《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22][美]戴维·罗特科普夫:《权力组织——大公司与政府间历史悠久的博弈及前景思考》,梁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页。
  [2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
  [24] Pariotti E, International Soft Law, Human Rights and Non-state Actors: Towards the Accounta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Human Rights Review, 2009,10(2),pp.139-155.
  [25]于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
  [26] Jill Murray, 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The Ratcheting Labour Standards Proposal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Law,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2.
  [27]参见[奥]曼弗雷德·诺瓦克:《国际人权制度导论》,柳华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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